解放前上海是怎样成为我国主要对外贸易中心

一 上海原为—滨海渔村。1074年(北宋熙宁7年)设上海镇,已设立了管理船舶外贸的市舶提举司。1277年(元至元14年)设立市舶司,1292年(至元29年)立县于镇。至明代中叶,市面日趋繁荣。但1553年(明嘉靖32年)连遭倭寇蹂躏,这时官民筹议筑城。清初厉行海禁,上海对外贸易又形停顿。至康熙23年(1684)部分解除海禁,上海的对内对外贸易逐步恢复发展。迄1757年(乾隆22年)以后清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实行“锁国政策”,上海对外贸易又趋衰落。清政府规定通商限于广州一口,大大限制了对外贸易。当时主要的出口物资是丝与茶,产地都远离广州。由于长途跋涉,物资沿途损耗又很大,成本增高,有人估计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察哈尔、热河境内镇守使沿革述论

民国初年,镇守使的设置本为临时举措,但《镇守使署暂行条例》对军事兼管民政等事务的规定为镇守使的日后地方割据提供了某种契机。察哈尔、热河地区各镇守使长官基本由中央任命,但在袁世凯身前死后有着明显不同。军阀混战年代,军事力量的强弱取代了中央政令应有的权威,每个镇守使的归去来兮完全依赖于手中的军队,无人能在本任上任职长久。     

上海十县编修新志经验交流会议召开

由上海市农委和上海史志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上海十县编修新志经验交流会,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到十八日在上海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交流郊县编修新志的经验。目前上海郊区各县已经形成了一支编志队伍,有九个县已设立了专门的编志机构。各县新县志的     

论宋代各级地方机构的矿冶业管辖权(上)

宋代的矿冶业管理,除由逐级专职机构(各矿场监官、江南诸路提点坑冶铸钱司等)负责外,地方众多机构亦加以兼管,在这些兼管机构中,以各路转运司——州——县三级机构的兼管最为重要,形成了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地方兼管体系;此外,发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等机构的兼管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这一现象,今人尚未研究,本文试作探讨。由于兼管机构众多,文章篇幅有限,故分为上、下两篇探讨之。     

两省一市乡镇企业考察述略

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四日至十一月十一日,由江苏省社联、浙江省社联、上海市社联联合举办的“两省一市乡镇企业联合考察”在太湖区域展开。来自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地的有关人员共三十余人,对江苏省无锡县、吴江县,上海市嘉定县,浙江省桐乡县的乡镇企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江苏、浙江、上海围绕太湖的几个县,是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地区。目前由于国家实行宏观控制政策,使得乡镇     

对外贸易与上海经济的近代化

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的直接对外贸易,进展迅速,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的贸易重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近百年间,上海的对外贸易货值一直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的经济生活特别是对上海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敦煌历史上,自东汉中期以后,连续一千多年间,敦煌豪族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垄断地方经济,左右地方政治,直接影响着敦煌历史的发展。笔者以为敦煌豪族始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理由已在拙作《东汉时期敦煌豪族的形成》一文中讲明,这里不再赘述。本篇仅对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作一些探讨。 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载,太和中(公元227——237年)仓慈任敦煌太守以前,敦煌的情况是“大姓雄张”,“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东汉末年以来,敦煌豪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土地已高度集中于豪门大族之手,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和尖锐化。 促使敦煌豪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当时的敦煌地区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安定局面客观上保护了敦煌的豪族。东汉后期,政治黑暗,中国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统治者不顾一切,拼命镇压了这次农民革     

上海人生存空间的世纪性变迁

以1292年上海升格为县城作起点,上海建城已有7个世纪的历史。 上海人早期的生存空间为市镇。今天的上海市,即明清的松江府,另外包括苏州府的嘉定县(后为嘉定县、宝山县)与太仓州的崇明县。据史料记载,当时“市井麟比,舟车纷繁,民殷物庶”。在这传统的生存空间中,市镇文化与四乡文化碰撞,世风与陋习并存,市镇经济与市井生活相互渗透,全息地映射出市镇凝聚过程中市民的生活图景。     

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研究新发现

在对澳门妈祖阁的实地考察研究中,笔者有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可以修正以往澳门民间以至在学界都相当流行的误说。 一、新发现了在“神山第一”亭(殿)后的神龛后石壁顶上刻有一行文字为:“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以往由于神龛的遮挡,故从来没有人能看到此刻文并将它公之于世。本人是在一次考察时看到管庙人为神龛搞清洁,便趁机查询和察看,才发现该处有这一行石刻文字。后又再度考察拍照,得到了清楚的确证。据明清有关史籍的记载,太监李凤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至四十一年十月出任广东最高税务官员,其职掌及官名曾有:采珠廉州兼征市舶司税课、税监、珠池市舶税务内监、市舶太监、税使、税课使等,但尚未见有如刻文中的完整职衔且有“兼管监法”一项。李凤来粤之初,曾因欲驰节香山县城,以及派人到香山县属下的鸡拍诸山采矿等事,与该县的知县张大猷(任期由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有过一些争议过节,李凤放弃了进驻香山县城的计划。但是据此石刻文字,可以推断李凤本人最终在张大猷任满的万历三十三年到过香山县,而且来过今澳门半岛妈祖阁处,主持了天妃庙的创建,关于其主建澳门天妃庙(妈祖阁在明代的官方正名)之事,迄今未见有其他史料记载。此一刻文的发现,不但可以补史料之缺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

书院在元代因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书院教学中受到崇拜 ,达到了至尊至贵的地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当时法定的教材和参考书 ,各书院的讲授内容和研究也就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基本模式。程端礼在朱氏教学和读书的方法上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写出了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江东书院讲义》作为《日程》的附录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申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遣词隶事 光焰万丈——以任、史二注析山谷诗用典之特点及手法

宋人天社任渊、青神史容、史季温注山谷诗,在山谷诗注中为时间最早,也最权威、最可靠。山谷诗之用典最是山谷诗艺之特征处,也最能代表宋诗特色。其用典可概括为用事、用意、用语与兼用四种情况。其手法有引用、借用、摘用、改用、缩用、挪用、广用、反用八种类型。其用典特点,一是精密,二是着实。对于山谷诗之用典,自宋以来,有褒有贬。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志-命-文”的对应与诠释——《卜居》八问的对话论述

《卜居》以对话体赋写成,屈原问卜于郑詹尹,以对问方式进行,八个问题的表,突显屈原人生态度与抉择,屈原心中实非真有所疑,问卜之意无非“自白廉贞”而已。《卜居》篇幅虽短,但形式特别,寓意深刻,全文以占卜始（郑詹尹乃端策扶龟……）,以卜不决终（詹尹乃释策而谢……）,这一场文学与宗教的对话,是隐喻的情结,既赋写了屈原“以情悟道”的心灵图像。更启示后世对话体赋的写作。屈原身遭迫阮,在“志-命-文”对应关系的建构和诠释中,对话提供含蓄婉藏的特殊情思．满足抒发情思意志的表白。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