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中国古代的《周礼》学

《周礼》一书 ,西汉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搜集所得 ,王莽居摄时曾立博士。东汉时期《周礼》虽未立学官 ,但得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一班大儒的提倡 ,颇盛行于世。特别是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 ,置之于《三礼》之首 ,更为世所重 ,成为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此后《周礼》学历朝延绵不绝 ,至季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而集其大成。《周礼》学的兴衰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

汉代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奠基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汉皇室婚姻。其形致多姿、特点迥异,具体表现为西汉时期皇室婚姻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拘辈分,而东汉时期皇室婚姻则变得审慎、制度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两汉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造成的,即社会经济基础由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东汉时期的大地主庄园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由西汉初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轻视和社会风俗的放纵不羁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儒术独尊和知礼守节。     

秦汉时代政治话语中“宗庙”地位之变迁及原因

秦汉时代祭祀场所由宗庙逐渐转换到墓地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它并非是自然转换的过程。秦朝君臣对宗庙的重视可以说是出于历史的惯性,而西汉君臣对宗庙之重视程度不减反增,但东汉君臣言辞间转而尽力回避宗庙并混用"庙""祠"表述。西汉儒生群体强调宗庙祭祀中的忠君与孝亲精神,符合汉帝国的为政策略,所以西汉时期的政治话语中对宗庙极为重视。但宗庙祭祀的颓势终究难以扭转,故东汉时期政治话语中很少出现宗庙的表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

一、从大司农到度支尚书东汉时期,存在两个与财政管理有关的机构:一个是少府;一个是大司农。它们都属于九卿之一。东汉的少府,掌管“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即负责宫廷衣物、珍宝和杂     

两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孔氏

会稽孔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从两晋南朝的史籍中梳理出孔氏一族的人物、事迹和世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六朝世家大族的发展状况、会稽郡的开发及其在当时的经济地位.     

五一广场东汉永初四年诏书简试论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有一篇汉安帝永初四年的诏书,不见于传世文献所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篇诏书揭示了汉安帝时期官府内外交困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有很好的帮助。把诏书简中的论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对照,可以更好地了解东汉中期的历史变迁。     

范晔《后汉书》的进步思想倾向

范晔《后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名著.历代推崇此书者甚多,但各自角度不同.本文拟就此书的进步思想倾向略加论述.一、尽情揭露和严肃批判社会恶势力的罪行,大义凛然外戚与宦官是东汉社会中两大恶势力.自汉和帝以后,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掌朝政,横行暴虐,为人民所痛恨.东汉时期出现一     

论东汉羌人起义

东汉时期(25—220年)的羌族是一个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族。羌人起义是东汉时期的一件大事。从东汉王朝诞生到灭亡的一百九十五年当中,羌人不下数十次的武装起义如影随形般伴随着它,其中大规模的羌人起义就达三次,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谱写了一曲曲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壮歌。其影响之深远,一直到魏晋时期,封建统治者还在总结着羌人起义给他们的教训。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政治腐败下东汉的灭亡

东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其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也从繁盛走向了衰落.汉末党锢之祸和黄巾大起义的冲击,终于使东汉走向了灭亡.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税制的空白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论汉魏六朝士人的感伤情怀

感伤这种人类低沉的生命情绪,在汉魏六朝的士人之中普遍存在,并可依其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西汉到东汉末,特点是感伤情绪尚未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可称为感伤情怀的前奏期;第二个时期是从东汉末到魏晋,特点是由于社会的动荡黑暗和人的觉醒,感伤情绪已经弥漫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可称为感伤情怀的滥觞期;第三个时期是南朝时期,本期特点是士人从佛教中找到了解决生命痛苦的途径,感伤情怀已走向消释。     

从历史上汉水流域经济盛衰看其在西部开发中的资源优势

历史上汉水流域长期是沟通西北与中南的交通大动脉。周秦汉唐时期,汉中与襄阳先后为南北交通咽喉,汉水流域的农业经济对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汉水流域在交通、矿产、旅游业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     

中原文化、海岱文化的互动与汉民族的形成

中原文化植根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海岱文化植根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两地无山河阻隔,交通便利,自古以来经济联系紧密,文化交流互动频繁。在中国古代,除华夏族之外,东夷族和苗蛮族都是构成汉民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史前和先秦时期,东夷人和华夏人的交往十分频繁。正如傅斯年所说:“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华夏人和东夷人在长期交往、杂居共处中逐渐融合为一体。西周以迄战国,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更为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统一的较为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汉代儒学在全国传布,从而在构建共同的民族心理、促进汉民族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

公羊学是研究阐述《春秋》大义的一个学术流派。经汉代董仲舒的发扬光大而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公羊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多少带有依托政治的意味,因此公羊学常常会在政治实践中被视作理论依据,从而形成两汉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东汉时期,公羊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冲击。但经李育、何休等人对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发挥和总结,最终构建成完整的公羊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