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西夏文《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考

本文考证法国收藏的一件西夏文佛经残片。这件残片原出敦煌北区,内容为《占察善恶业报经》卷一,已刊布的西夏文文献目录都没有著录这种佛经,本文可以为西夏佛教文献学补充一份新的材料。     

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界画

敦煌历史上西夏曾两度攻占瓜沙二州。公元1068年,西夏再克瓜沙二州时,将原先瓜沙二州的统治中心由沙州迁移到瓜州。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西夏早期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绘制多延续晚唐五代和北宋的风格,属于学习和借鉴的阶段,发展到晚期民族艺术逐步成熟,在壁画的创造和审美方面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创造:如对莫高窟中历代装饰纹样的借鉴与发展,对唐宋以来“水月观音”形象空灵静谧、超然物外的发展,对文殊普贤变中山水由陪衬向主体背景方向的发展,对传统神话取经故事的演绎与创造,对汉传与藏传佛教艺术的融汇和吸纳等等。除此之外,与敦煌以往的壁画相比较,西夏晚期经变画中界画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无论在空间的布局上还是在艺术的表现上,都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色,成为敦煌壁画发展史中重要的灿烂篇章。     

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存世较多,与敦煌、宋、辽、金等汉文本内容基本一致.西夏译本至迟在天盛八年(1156年)已有抄本,卷尾发愿者题名有两姓不见于存世西夏文献,经文其他附加内容承自汉文本.多个西夏译本内容相同,为同一本子翻刻或复抄.但拜寺沟方塔出土、黑城本与西夏本内容有异,似乎另有来源.     

西夏曲子词《杨柳枝》初探

本文通过对《贤智集》中“显真性以劝修法”的全文译释,展示了西夏曲子词《杨柳枝》的范式,以为研究西夏时唐五代敦煌曲子词的继承和发展提供参考.     

西夏瓷器造型探析

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辖区内生产烧造的瓷器。关于西夏瓷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有铭文纪年的瓷器更为罕见,使人们对其了解甚少,特别是其造型,众说不一,有的专家说源于山西的磁州窑或河北的定窑,也有的专家说源于陕西的耀州窑。文章力求通过对西夏文字的起源、敦煌莫高窟的西夏壁画、榆林石窟的西夏壁画和出土的西夏文物及瓷器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找出西夏瓷器的造型特征、渊源关系,从而对西夏瓷器的起源、造型,谈点粗浅认识。     

从俄藏汉文《杂字》看西夏社会发展

《俄藏敦煌文献》第十册中所收且Дх-2822号卷子为蝴蝶装,册子本,首尾皆残,共36面,定名为《蒙学字书》。马德先生结合敦煌文献考证其应定名为《敦煌新本〈杂集时要用字〉》。这一卷予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中也被收录。定名为《杂字》或《字杂》。《杂字》是西夏时期的识字课本,以事门分类编辑当时常用语词,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情况都有记录。此卷子字数虽不多,但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却十分丰富,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研究《杂字》内容可以使我们对西夏社会发展状况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西夏与回鹘贸易关系考

文章以传世文献的记载为基本线索，结合新疆、敦煌及内蒙古黑水城等地的考古资料，分析了西夏与回鹘阃的贸易关系，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受宋夏矛盾的制约，西夏与回鹘的贸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到了南宋时期，宋夏矛盾消亡，西夏推行了多项优惠的贸易政策，加之天盛年问国力的强盛，西夏与回鹘问的商业贸易和贡使贸易显现出繁荣的趋势。     

西夏弥勒信仰及相关问题

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弥勒经典的刻本,结合在敦煌、宁夏等地发现的西夏时期的弥勒经变画及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弥勒信仰在西夏境内十分流行.西夏的弥勒信仰与印度的弥勒信仰风格迥异,但与中原、回鹘地区流行的弥勒信仰接近,而且还出现了中原地区常见的弥勒佛称号和大肚弥勒形象,反映出汉地弥勒信仰对西夏弥勒信仰的影响颇深.弥勒信仰于西夏盛行,究其原因,除了西夏民众对兜率天净土的推崇外,当与西域地区的弥勒信仰盛行关系密切,而且与汉文化的濡染和回鹘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藏族古典文学对蒙古族古典文学的影响

<正>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古突厥文《厥特勤碑》上的记载,藏族与蒙古高原的联系,可追溯到吐蕃王朝初期。但是藏蒙两个民族之间比较经常的文化联系,也许得从蒙古汗国征伐西夏时算起。1227年,蒙古军征服西夏。二     

沙州回鹘研究

在敦煌的历史上,回鹘占据的地位十分重要.我这里所说的回鹘,不是指甘州回鹘,而是指沙州回鹘.从唐末到元初,沙州不但居住着众多的回鹘,而且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因此,我认为,敦煌的历史应该有一个沙州回鹘时期.十一世纪初.有个名叫禄胜的回鹘可汗,遣使宋朝,表示愿意为宋朝效力,进攻西夏,《宋史》记载此事说: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