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本位、宗教本位、文体本位与历史本位——《中国道教文学史》导论

百年中国道教文学研究采用的是西方的观照视野,且聚焦于影响论、关系论和反映论支配下的"道教与文学"这个层面,其成就与缺陷同样明显。要深入清理中国道教文学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道教文学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必须将道教文学定义为道教实践中产生的文学,必须坚守民族本位、宗教本位、文体本位和历史本位。     

建安士人迁徙与文风新变

建安士人频繁的迁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表现形态也因人而并。建安文学中的清怨文风与骨鲠之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士人迁徙的影响。士人在迁徙过程中的交流,促进了地域文学的交融,同时也深化了文学理论的自觉与人物品评的发展。     

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以宋代昭君诗为例

昭君出寒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土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晚唐道教危机探因——以宫观道教世俗化为线索

中晚唐道教较之初唐与盛唐时有明显衰落的迹象,其背景和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借助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宫观道教在唐代的格局模式建构本身所出现的世俗化这一新的视角,将晚唐道教危机置于整个晚唐道教持续变迁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可以发现:在这场危机中,道教的官方化、规范化与世俗化之间的联动关系是造成道教组织神圣性削弱的主要原因,而官方道教制度与修道者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以及观念层面的变迁也促使了危机的产生.     

魏晋士人的生态审美智慧——以《世说新语》为例

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高扬人的自我价值,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追求人的诗意地栖居,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学者大力提倡的生态人本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整体观有诸多相通之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代中国道教慈善事业研究——以成都道教为样本

道教慈善事业是我国宗教慈善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成都有代表性的道观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老君山的调查与相关访谈,探讨了成都道教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发展基本状况及主要特征,指出道教慈善在当代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     

道教与基督教的幸福观比较——以葛洪与奥古斯丁为例

中国道教虽然崇拜多神,但更强调以人为中心,从我命在我不在天出发,主张依靠人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得道成仙的目标。基督教以对上帝的信仰为中心,从原罪论出发,强调上帝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意志的体现,以荣耀上帝为人生的使命。本文通过对中国东晋道士葛洪与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幸福观的比较研究,来呈现道教与基督教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理想所表现出的自觉意识,并力图从一个侧面来展示中西宗教基本精神的异同。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论析——以江浙士人为考察中心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风俗.这种守丧不食盐风俗虽发生在六朝时期,却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这一习俗与两晋时期流行的玄学风气有很大差距,这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江南地区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同时的北方相比照,更能看出江南文化承系传统文化的脉络,这为江南地区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吹香自满骚人国”——论南士的橘之书写与士人心态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橘以其浓郁的南方地域性,成为南士笔下典型的南国景观,常用于建构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文本空间。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南士的橘之书写主要是下列诸因素的“结晶”：先秦时期“南橘北枳”的故事集中地反映出橘与南方地域性的紧密绾结,橘成为区分南北的标志性景观;而自从楚人屈原吟哦《橘颂》,作为首篇南士言橘的文学作品,肇始了南士与南橘之间殊相契合的心物主客关系;南北之别以及南士身处其中的空间定位,牵动着南士的仕宦浮沉与人生悲喜,橘成为承载南士地域性的思想情感并使之形象化的文本空间显性建构要素,摅发南土地方认同、寻求王朝政治参与成为橘之书写的重要驱动力。     

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长沙杨恩寿为例

通过对同治年间湖南长沙士人杨恩寿日记的解读,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科举是形成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制度基石,而科举制度的运作过程却不能避免制度自身的异化,除庞大的失败者队伍中酝酿出现政权的批判者和叛逆者外,更普遍的弊端则是连续的失败打击将坚持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士子推至精神上的绝境,直至他们背弃从属于该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论".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东岳信仰与白玉蟾道教金丹派南宗略考——以福州、宁德地域为中心

有关东岳信仰与宋元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关系,学术界鲜有人涉猎。本文依据掌握的文献史料和田野考察资料,拟就白玉蟾金丹派南宗与东岳信仰关系,围绕彭觉非“东庵”与白玉蟾南宗的孕育、南宗传承与东岳信仰、三山天庆观与福州东岳庙的渊源,略作梳理与考察,就道教金丹派南宗研究存在的一些疑点进行辨析。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