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模式: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分析苏东国家社会转型所依据的理论、实践政策与转型绩效出发,探讨了“转型困境”的形成机理,提出制度变迁“惯性原理”确定的初始条件、特权阶层与谋利集团的干扰影响、国家转型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产生转型制度混乱的主要原因,主张转型战略与执行策略并重.文章主要从中国社会变革的政府导向、渐进性与秩序性导向、稳定性与平衡性导向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转型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实践价值.     

“间断平衡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研究——以1949年以来户籍政策变迁为例

间断平衡框架因揉合了政策过程的渐进式平衡与短期重大间断这两个关键变量,而能够同时对西方政策过程的渐变性和突变性进行合理、恰切的解释。为厘清该框架在中国政策情境下是否同样具有解释力及有效性,选用历史文献考察、纵向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1949年以来户籍政策变迁的过程进行详细梳理与总结,并运用间断平衡框架对这一政策变迁过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间断平衡框架与中国的政策变迁规律基本吻合,但基于西方政策实践的间断平衡框架在解释中国政策问题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决策机制层面,中国官方权威决策系统主导型与非官方决策系统参与型相结合的政策运行机制,有别于西方子系统政治与宏观政治互动型的运作模式;在决策的影响要素层面,中国社会组织、民众等行动者的参与也同西方利益集团和第三方议事机构的动议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间断平衡框架的矫正意见,以期促进间断平衡框架的本土化,增强其在中国政策语境下的解释效力。     

从公共问题到政策制定：政策过程分析的“多源流”理论—以A市PX项目的迁建决策为个案分析

“多源流”理论是用来解释国家层面上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尤其是在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选择过程,是西方应用比较广泛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对A市PX项目迁建决策过程进行个案分析,验证了该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西学、儒学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发挥了导向和催化作用;儒家文化则因为其封建性和保守性阻碍了这一进程.文化是贯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始末的影响因素,文化变迁推动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又反过来促使文化发生变革和创新.     

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

政策学习作为解释政策变迁的一个较新的视角,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上尚有很大空间。政策学习源自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随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被重视,政策学习概念也不断变迁。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社会政策研究中,将为丰富社会政策理论、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增加决策合理性和政策效率作出贡献。社会学习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变迁。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分析

“社会转型”的思想是西方社会功能结构学派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社会转型概念在我国理论学术界被相当普遍地使用 ,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 ,也成为理论界研究中国社会的热点及重点问题的表达方式。但由于各自研究的领域、范围及对象的差异 ,使“社会转型”这一概念仍然存有争议。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科学 ,应该在更高层次上揭示中国社会转型的原因、特征、动力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摩擦和冲突 ,提出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方法及途径 ,也就是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理论 ,为中国社会顺利转型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理论工程 ,需要研究再研究。本文仅从哲学的视角就社会转型概念的界定 ,社会转型的内涵、主体、特征、动力及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谈以下一些看法     

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过程: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与中国实践

强调国家政治过程中新型城镇化的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使其能够运用于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和理论探讨。在中国,基于政治过程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常常涉及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和变迁过程,包括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逻辑、市场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体现了多重制度变迁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中国城镇化过程作为国家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变迁中的多重逻辑、过程、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提出建立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改革经验性分析的中层理论的构想,探讨各种制度逻辑的实践过程和实践形式,思考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国家、地方政府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利益如何表达和最大化等,以及制度实践的形式、过程及其策略空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回眸与未来展望

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和转型.20世纪初,随着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和传播,中国社会学也由此开始建构.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轨迹显示,这一学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直面三大学术关系(即"中-西""古-今"以及"理-实"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说,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实践问题,赋予了中国社会学独特的品格.在未来,中国社会学者将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服务中国社会发展,继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在这一过程中淬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当今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与变迁,而且这种全局性的社会变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来看,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加速转变的时期,这一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现代化前期无数人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筹划和创新.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意识形态阐释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带有厚重的意识形态烙印,新中国成立后两次社会转型过程都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意识形态变迁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互为里表的过程,但意识形态本身的特性使得它基于特定的情境对制度变迁发挥着正向或者负向的推动或者阻碍作用,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分析变量,意识形态的变迁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民意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理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即公共政策能为社会公众接受并得到社会公众的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忠实并充分采纳民意,因而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性为最终目标。     

论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作者从分析公共政策的本质出发,提出必须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同时对何谓公共利益进行了简单阐述,并分析了政府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最后认为要有效地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必须建立有效政府,正确处理各种利益间的关系,强化组织建设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等。     

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

在20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不仅让公共政策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得到认同,而且推动了社会治理过程去注重公共政策工具的运用.但是,在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中,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问题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冲突问题迅速的恶化,从而提出了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渴求.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既是公共政策过程完整性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行动科学化的要求.在中国当下社会治理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冲突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因而,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的研究也尤显重要.     

公共政策体制论纲

公共政策体制概念及其研究维度的缺失,妨碍中国政策学界对政策活动过程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弥补这一被忽视的环节。公共政策体制的概念界定于三个前提性假设基础之上,即民主条件下的政策共同体、政策共同体的结构化及其状态的稳定性、结构—功能间的关联性。公共政策体制可被定义为政策共同体的结构状态和关系模式,它通过转换者、约束者、仲裁者、确认者和变革者角色作用于政策过程。公共政策体制研究维度,有利于填补政府—社会这两种政策活动领域之间的沟壑,衔接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活动及其规则,融合静态与动态、个体与集体分析,统合对各个政策环节的理解从而超越政策阶段论的局限。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的政策空间

凡是存在公共政策的地方,就存在着政策空间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互动是本文阐述的中心。本文认为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参与其中,通过“溢出效应”等逐步渗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则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指导下,经过不同的政策价值层面由政策空间的渐进拓展来完成的。     

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实践中,不仅要重视管制公正、分配公正,更要强调矫正公正。矫正公正有助于摆脱被动公正的消极状态,以主动公正积极地去消除人们蒙受的痛苦和不公正。矫正公正能够成立的首要条件是公共政策具有符合社会正义要求的持续性,为此必须持续地对支撑公共政策的权力结构保持敏感。在我国,权威政策民主论和参与政策民主论与公共政策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两种政策民主观的冲突展示了对民主构成威胁乃至否定民主的因素,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都无助于和谐社会建设。健全权威政策民主观的关键在于正当性,健全参与政策民主观的关键在于开放性。统合这两种民主观应该在政策民主论中强化这两个范畴。     

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趋势

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并行不悖共同发展。下一步，社会政策的发展重点在于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公平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也就是向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     

公共政策执行诸影响因素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于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诸因素可以综合运用分类法和列举法来加以解析。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诸因素,可以被分为主动影响因素和被动影响因素两大类。其中主动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执行的独立性和排他性;政策执行者扩大预算、降低执行成本的可能性和外部性;不同的政策类型;政策对既得利益的损害以及对将得利益的分配;政策缺陷所导致的政策诱惑等。被动影响因素包括:政策执行所处的文化环境;同侪政策执行的压力;突发事件的影响;民众参政的热情、能力和可能性等。     

大众民主境遇下的公共政策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经历了大多数统治的困惑、精英民主的难题后,开启了审议民主的重构进程。认真研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对化解传统民主危机、推进当代民主法治进程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对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也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