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汉盘瓠神话-仪式叙事中的"历史记忆"

以瑶族和汉族的盘瓠神话以及瑶族的"还盘王愿"祭祀仪式为例,借用人类学神话-仪式理论,对历史记忆中的"事实/虚构"进行分析.试图证明社会历史记忆作为族群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族群认同和在特殊情境下的生存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事实"与"虚构"本身都构成了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和要件.     

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广西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

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

本文认为,当前"族群"和族群理论的应用在一定范围内泛滥,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两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互相取代."族群"概念应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和关系,有利于正确地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数族群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达是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汉族更趋向于成为与其他少数族群并列的、单一的族群.王明柯关于历史上少数族群通过攀附汉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论述与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拒绝汉族身份而宣称苗族身份的认同的论述均显示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忽视二者的差异是后来学者对许烺光"民族错失"误读的原因.     

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族群"与"民族"概念上存在着交叉关联.族群关系、民族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不一定都构成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有时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表述特殊的社会关系,族群关系却可以化解民族关系表述的"潜在危机".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具有多向性、非对称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平地瑶的民间音乐、舞蹈文化探究——以广西贺州富川平地瑶为例

由于地域性特征,各"都"和"源"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和不同民族民俗的大文化背景,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对形成"都"和"源"文化的自然性本地化过程存在差异,从而出现富川平地瑶民间舞蹈、音乐文化的多样兼容、多元并存的格局;富川平地瑶文化可分为"七都瑶族群文化"、"八都瑶族群文化"、"九都瑶族群文化"、"梧州人(亦称"梧州瑶")族群文化".     

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

中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壮族之间,千百年来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经历了由对立冲突到和谐共生的复杂演化历程,形成了多重的文化认同和共赢的族群汇融的独特模式。南迁西徙的中原人、湖广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等汉族族群在壮族居住地寻见了新的生活空间,而壮族在同上述诸族群的交融过程中,吸收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层位,推动了壮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在许多地方的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纷争此伏彼起的当今时势,深入阐发壮汉两大民族之间互补互利,共生共赢的族群互动模式的深层蕴涵,将对减缓民族冲突,促进各族群和睦相处,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西南地区瑶族的社会适应

前言自1954年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民族亦即民族集团(ethnic group)并非是孤立的、成不变的,它是在多种多样的社会、民族关系的结构分化过程中形成的。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具体地论证这种民族集团存在的来龙去脉,而不是单纯地把这种源流作为超历史的单一模式去认识。可以认为,中国各民族的动态性包含了这方面研究的丰富资料。本文将就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瑶族在强大的汉族势力下不断分化的社会适应问题进行论述。首先就中国的瑶族作一简单介绍。据1982年的统计,在中国居住的瑶族约140万人。其分布遍及湖南、广西、广东、云南、     

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历史上"他者"建构的瑶族——文化视野中的瑶汉族群关系研究

在交通极端落后的传统社会,游离于居山瑶族之外的"他者"--投、壮族知识分子,不可能真实可靠地记录瑶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他们留下的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带有主流社会深深的偏见和制度性歧视,这不仅影响着主流社会对瑶族的认同,而且导致瑶族被封闭或自我封闭,扼杀了这一族群的创新活力;只有改变周边族群对瑶族偏见的传统意识,才能促发瑶族的创新动力,最终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金秀大瑶山各族群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 --对统计数据和问卷数据的分析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和族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广西金秀大瑶山各族群的语言使用状况正发生显著的变化,一定比例的瑶族成员已经不会瑶语,而瑶、汉、壮等族成员普遍具有使用多种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在族际交往的过程中,汉语方言(主要是桂柳话)目前仍维持着强势的地位,并成为大瑶山各族群人口重要的通用语言。     

论区域杂居族群的交往与整合——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贺州市地处湘、粤、桂三省结合部,自古以来汉、瑶、壮族群在这里交汇融合。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族群迁徙,呈现出族群相互渗透、风俗互化的历史画卷。虽然族群差异仍然存在,但区域内共同的经济、文化、心理特征越来越明显,奠定了多族群融合的基础与和谐共处的分布格局。     

从"鸡不拢鸭"到族际通婚——大瑶山瑶族内婚习俗嬗变的原因分析

岭南瑶族的族内婚习俗由来已久。直至民国时期,广西大瑶山的某些瑶族族系依然用"鸡不拢鸭"的俗语来表达他们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并通过"石牌制度"将族际通婚禁忌加以制度化。但近年来抽样调查数据和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却表明,大瑶山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本文根据对问卷数据、深入访谈资料和相关文献的分析,认为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缩小是导致广西大瑶山瑶族的婚姻观念嬗变以及族际通婚现象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     

家族的历史抑或国家的历史——中越边境地区沿海族群之身份与认同的历史考察

本文展示了今防城港市一带沿海族群豪丫黄氏族源叙述的歧异性,进而揭示了明末以降沿海族群从属夷向我民的身份转换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展开的宏观历史场景。最后分析了豪丫黄氏汉将后裔这一文化创制的经济意义,即对占有土地这一生存资源合法性的阐释。     

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以新疆“民考汉”为例

关于族群认同的讨论已成为社会学族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项研究以新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民考汉"为例,探讨影响族群性的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试图对影响"民考汉"族群认同的民族结构和制度安排进行客观的分析.     

多族群杂居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以贺州大盘村为个案——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二

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极为普遍,这种互动往往是双向的.由于不同地区人口的相对规模以及族群结构的不同,因此互动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人口较少的族群往往容易受到人口较多的族群的影响,更多地接受对方的文化.在贺州这个壮族人口相对较少、客家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壮族虽然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但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客家习俗的影响.     

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维吾尔族、汉族两个民族的关系是新疆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对。近年此领域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两个民族在漫长的相互交往中,在语言上较为集中和明显地表现出文化的涵化和融合。作者认为,经济发展是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想方式,西部大开发、新疆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文化上的整合将会促使各民族人民自觉地向中华民族认同。     

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茶马贸易自唐朝出现以来,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千余年,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茶马贸易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本文以官营为主,探讨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指出官营茶马贸易不仅为民族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内地与周边密切关系的基础.     

Marital Assimilation between the Muslim Hui and the Han Majo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marital assimilation of the ethnic Hui, the biggest Muslim minority group in China, with the Han majo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using the 1% sample data of the 1990 Chinese Census.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focus on demograph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y individuals on their marital choic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munity-level analysis scrutinizing local marriage market conditions on ethnic intermarriage rate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Evidently, the Hui–Han intermarriage rate in different city units varies greatly, as high as over 80% while as low as less than 30%. Furthermore, the great variation in Hui–Han intermarriage rate has been found to be highly related to three aspects of local ethnically related structures, which are ethnic demographic compositions, ethnic stratification, and interethnic contact structure. This study add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Muslim minorities in a host society of a different religion.     

族群互动下的语言接触——以广西富川为例

族群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互动必然要以语言为沟通手段,族群互动产生语言接触。本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结合该县各族群文化交往的历史和语言演变的进程,探讨族群互动中语言接触的特点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