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

文章认为,唐代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度,并把之成功地推行于边疆地区.大唐帝国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盛和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与羁縻府州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

比郡属国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 ,就其性质而言 ,与西汉时期的属国一样 ,并未实现郡县化。本文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 ,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从中不仅可以管窥东汉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情况 ,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形成发展过程 ,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马援对古代民族地区的贡献

本文根据史实客观地论述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古代民族地区的重要建树:治陇6年,镇抚边众,开渠引水,郡中乐业,开创了安抚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并与之和睦相处的羁縻政策,为后世封建民族羁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经略岭南3年,百越民众“奉行马将军故事”,马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法律形式巩固自己斗争成果的将军,有力地推动了岭南百越地区郡县制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岭南地区社会进步和民族和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下水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在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下 ,水族地区与中央封建王朝的关系明显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对水族社会的影响更加深刻 ,而这些影响具有许多积极意义。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     

试析甘青土司与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当中央王朝的统治延伸到边疆民族地区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效治理和管辖这些民族地区，中央王朝为解决该问题便推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后来，发展到元时在西、南边疆演变为土司制度，明时发展，清后期衰落。从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方面分析，     

试论清王朝对西北"外藩"民族的羁縻笼络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后,将归附的少数民族分为“内藩”和“外藩”两部分,对后者,清朝实行了与内地少数民族截然不同的羁縻笼络政策,主要包括强调和保持中亚藩属各部与清朝的藩属关系;不设官置守,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不介入各部之间的纷争;实行贡赐性质的绢马贸易几个方面。在清初,这些政策加强了双方联系,维护了边疆安宁。但在清朝后期,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最终给沙皇俄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换来了丧失疆土的恶果。     

试论唐朝在契丹族地区设立的府州

唐朝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唐朝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相对宽容,契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有很多契丹人成为唐王朝的属民。为了加强对契丹人的管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唐王朝对契丹人实行了设府置州、册封、赐姓以及和亲等一系列羁縻统治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为契丹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地处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和张家界市境内,集中居住了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瑶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由于该区域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特点,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历代封建王朝在这里实行了有别于内地民族的羁縻政策“土司制度”,因而,该区域民族民俗风情浓郁,原始古朴。民俗旅游资源是“大湘西”旅游的明珠,系统地开发和保护民俗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形成合力,是构筑“大湘西”黄金旅游区的基石和旅游发展的最大卖点。一、“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及其特征“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中最具特色的是土家族风情、…     

左江花山岩画铜鼓考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依然有未解的千年之谜。经对左江花山岩画中铜鼓的族属、类型、传承发展、文化功能等进行多角度考证,确认左江花山岩画所绘铜鼓为骆越人所有,其类型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和东山型早期铜鼓;岩画中的铜鼓不仅是部族首领权力的象征,还是通天礼神、汇聚人心、指挥军阵、人神共娱的重要礼器、响器及乐器;东汉马援缴骆越铜鼓后,左江流域骆越后裔仍有用鼓、尚鼓的习俗,这是对左江花山岩画铜鼓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骆越人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亦为铜鼓在这一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考论

"葆部"是汉朝"葆塞蛮夷"聚居和活动区域.是分布在汉代边疆地区类似民族自治区域.由于"葆部"处于汉朝缘边地带,所以其不可避免被汉朝政府纳入边疆之军政管理系统."葆部"不见于传世之典籍,然现于汉之简牍.关于边疆地区问题虽多有研究,但"葆部"目前尚无人提出,尤其"葆部"的社会治安职能更无专论.本文对"葆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之考论不过是边疆地区诸多问题的补充研究,而旨在于汉代边疆社会治安的丰富与发展.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掸傣民族源流问题述论

掸傣民族共源于百越民族群体中的骆越,其先民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为僚族,很早就分布在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的结合部,并有逐渐向南扩展的趋势,当近现代国家产生以后,原来有族源关系的各部分,开始分属于不同国家,出现了虽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掸、佬、泰等族称,这反映了近现代国家观念意识之下新民族群体的诞生,同源异流民族的分化与发展最终完成。     

辽代上谷耿氏家族考

上谷耿氏家族是辽代汉世族中重要的一支,该家族入辽后以军功起家,子孙不仅官居显位,而且还与辽朝皇室以及汉族门阀世族中玉田韩氏、彭城刘氏家族缔结了婚姻关系,但至第四代,耿氏家族外部受到韩氏家族衰败的影响,内部又存在子孙不昌的问题,此时该家族婚姻对象全部出自彭城刘氏的衰败支脉,家族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     

从北朝法制建设看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

北朝是以鲜卑民族为主的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其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承前启后,尤其对封建法制之经典——《唐律》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民族的儒家文明被鲜卑族吸收后成为北朝立法的指导思想,少数民族务实求变的风格又赋予汉民族法制建设积极拓展的动力。从北朝到唐朝的历史经验证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法文化的交流融汇共同造就了中华法系文明。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匈奴受汉文化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中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文运用相关文献、考古资料,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匈奴受汉文化影响的表现,并简要地探求了其中的原因。匈奴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逐渐与汉族趋于一致,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清朝对新疆的治边方略述论

古代的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清代,力求边疆地区"夷夏一体"的思想已成为清代治边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直接影响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清朝前期在新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完全是适应当时当地现实需要,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各代治边思想与政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改设行省标志着清政府"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被内地划一的治疆理念所取代,这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