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双向认识;对小说文体的新认识和理论范式革新。从其影响来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其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工具论的极端化;造成了文学创作中文体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古典小说认识的偏狭。对其贡献与影响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论和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     

态度之同与观念之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红楼梦评论》二文的比较研究,从中考察梁启超与王国维二人文学态度、文学观念的同与异:同主要是指文学态度之同,具体表现为面对褒扬诗文、贬抑小说(或称小说为小道末流)这一传统文学观,二人或显或隐地对此进行纠偏与反拨的态度具有一致性;异主要是指文学观念之异,主要体现在二人对文学的性质、功能等具体认识又存在显著分歧,并由此呈现出文学启蒙与审美的分野.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深化与突破——评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从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命题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此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论文与专著.关纪新先生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作以20世纪民族文学关系为重点,采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凸显了作者独具特色的书写目的与创作价值.它是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深化与突破,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内容典范之作.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践,愈来愈凸显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合理性。文章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构成、特征和缺陷,分析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提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即政治层面,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社会层面,培育自由的社会风气;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行为层面,养成抗论争辩的习惯;学术层面,增加＂为民说法＂的内容。     

20世纪中国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关系

从文学发展的逻辑规律上来看 ,中国古代小说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社会学传统对 2 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具体的影响 ,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流变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的社会学传统在对2 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施以影响的过程中 ,并存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2 0世纪中国现代和当代小说在社会学发展方面既积累了诸多的经验 ,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与中国古代浪漫文学资源之关系形态论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是在汲取多方位、多层面的文明资源的基础上生成的,其中的中国古代浪漫文学资源是最为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是它奠定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化基因,同时也是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重生.本文旨在探讨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形态--表层的断裂、深层的文化接续、转型和再生--研究的是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从古代到现代的蜕变与超越.     

东西方影响下努力走向世界的文学——中国20世纪文学论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文学影响下努力走向世界的文学,它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在借鉴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中,在传承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里,努力走向世界。它是努力走向大众雅俗流变互动的文学,在走向大众化的路途上,将求雅与随俗努力结合起来,构成其独有的面貌和特点。     

东西方影响下努力走向世界的文学——中国20世纪文学论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文学影响下努力走向世界的文学,它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在借鉴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中,在传承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里,努力走向世界.它是努力走向大众雅俗流变互动的文学,在走向大众化的路途上,将求雅与随俗努力结合起来,构成其独有的面貌和特点.     

《佳人奇遇》:梁启超的翻译缘由与对中国政治小说的影响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小说的最早创作者,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1898年率先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了自己并未署名的译作《佳人奇遇》。文章立足于政治小说得以翻译的原初语境,考察了梁启超翻译柴四郎《佳人奇遇》的偶然和必然因素,并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辩论风气的形成等两个维度,初步探讨了《佳人奇遇》对于清末民初政治小说的影响。     

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彰显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从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互动根基: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领导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群众根基,改革开放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实践根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推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向好发展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创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路径,需要以中国之治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健全中国之治急需的制度,化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的效能,建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整体进阶。     

《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历史贡献

通过对《论十大关系》的解读,着重对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及和谐发展等理念的思想发端进行了论述,借此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初步探索及其历史贡献。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读杨经建教授《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一书,把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思潮,放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量和审视,视其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结构性存在,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和考辫,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为认知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     

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母爱主题与儿童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腹内嵌入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基因,使得中国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迥然相异的文学景观。百年来,众多作家、评论家在此领域爬梳整合、笔耕不辍,众多作品和研究成果如浩瀚夜空的繁星,精彩纷呈。时过百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正逐步走向穷途末路,而德州学院的翟瑞青女士继《现代作家和教育》之后,     

“自述”与“自传的年谱”——论梁启超对中国自传文学的贡献

梁启超所说的自传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史学界对自传的认识:自传主要指书序式自传。梁启超虽未突破传统史家对自传认识的局限性,却试图在自传写作实践以及理论上有所突破。在自传写作实践中,梁启超试图对传统史家自序式自传进行改造,将自传与自序分离开来,创立了新型自传模式——??自述;其既不同于以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为代表的史家自序式自传,又不同于以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为代表的述志抒情式自传。??自述型自传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单独成篇,但又保留了传统史家自序式自传中自述生平的内容以及特点。另外,在理论上,梁启超找到了最类似于西方自传的传记体例——自传的年谱,并预示了中国自传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自传到自传的年谱。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的批评历史、批评文本、批评主体进行了比较和重估。认为在近现代文学批评革命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的第一篇革命宣言 ,在启蒙意义上 ,王国维较梁启超意义更大。     

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

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陈允吉教授是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一曰“觊文澜迄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二曰“纳须弥入尘毛芥子”,三曰“寓义理于考据文章”。     

帝王与文学关系之典范——简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帝王与文学关系的榜样，龙文玲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对此进行了总结，为中国古代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树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