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司空职官考论

汉代司空职官的种类繁多,大致有三公官司空、非三公官的朝官司空、王国官制中的司空和地方官制中的司空四大类。虽然两汉大司空与御史大夫屡次相互易名,其属官大致相同,但仍有单独考察的价值所在。三公的职权十分广泛,文献与实物所见大致有20多种。汉代司空职官的禄秩从号称秩万石到160石,上下差别很大。     

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少数民族职官

出土资料中存有大量关于汉代职官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认真梳理,可以发现非匈奴的少数民族职官较为繁乱,其基本职官体系皆为:君(王、长)、侯、千长、百长、小长。由于少数民族部落规模大小的不同,职官的设置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其职官体系仍如上所述,具体上也是大同小异。     

实物资料所见汉代诸“曹”丛考

根据实物资料所见,汉代政府机构的“诸曹”远不像文献所载的简单。实物资料中便有十三个文献所遗的“曹”,分别为：科曹、戍曹、从曹、塞曹、谷曹、计曹、士曹、祠曹、供曹、库曹、献曹、比曹和漕曹。这新发现的“曹”多属东汉时期,大部分为郡政府所设的独立机构,职权较为具体。它们反映了“诸郡各有旧俗,诸曹名号往往不同”的现象,又反映了古代政府机构职权范围越来越大、设置越来越庞杂的现象。     

汉代和亲诗考论

和亲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是汉以后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乌孙公主刘细君《歌》是和亲文学的发轫之作。诗中细君对不公平命运的怨恨与悲凉心境的表达,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该诗继承了战国末期四兮三节奏骚体诗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通过对该句式与汉代四兮三句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早期七言诗的发展趋向。《怨旷思惟歌序》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多有错讹之处。琴家出于吸引观众的需要,叙述昭君出塞时在史实的基础上融入文学的想象。模仿昭君口吻虚拟的“作诗”反映了汉代四言诗的特点,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代昭君题材诗影响深远。     

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刑徒的管理

汉代疆域辽阔,在其漫长的边防线上,除了戍卒以外,还有大量刑徒被安置在这里。他们多数来自内地,到达边塞后,或从军打仗、戍边屯田,或修建边防工程、传檄送信,并由所在地的劳作单位给予有效的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主要包括严格的名籍管理、有效的工作管理、简单的生活管理及刑期管理,这充分体现了朝廷对服役于边塞刑徒的重视,使刑徒成为朝廷颇为倚重的一支边防力量,从而为汉代经略边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代"亭"的性质考论

汉代的"亭",既不是一级基层行政政权或行政区划,也不是乡之下里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而是一种普遍分布于全国的,包括内地和边地的,具有缉捕盗贼、交通驿站、备守防边性质的半军事化机构.亭和乡里之间并不存在统属关系,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两套不同的组织机构.亭因分布地区不同,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职能.     

从出土简牍看汉代马价

在河西汉简出土之前,学术界对两汉马价的探讨主要依据传世文献,认为汉代马价在1匹15-20万钱之间.河西汉简的出土,为学术界重新认识汉代马价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认为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在1匹5000钱或1万钱,但这种意见仍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两汉时期马价波动幅度很大,1匹5000钱左右的马价只是两汉时期内地的最低马价,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多数时期在1匹2万钱以上;河西地区的马价要低于内地,马的常价在一匹4000钱至1.5万钱之间,在王莽末和东汉初年,河西的最高马价也可能达到一匹数十万钱.此外,河西汉简记载的死马价格与文献记载的死马价格基本相当.     

考古出土汉代玉卮的工艺特征研究

玉卮是一种器形较大的玉质容器,用一块玉料雕琢成的玉卮,制作工艺复杂,造型优雅,纹饰精美,无论出土物或传世品都比较少见。文章根据近年来考古出土的四件汉代玉卮资料,通过比较分析,从形制、纹饰、玉质及雕琢技术等方面总结了汉代玉卮的工艺特征。     

成都地区汉代墓葬出土舞蹈俑刍议

成都地区出土的舞蹈俑是研究汉代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解读成都地区舞蹈俑所具有的音乐功能，为考察当时社会的舞蹈乐人与活动状况提供了直接信息，有助于研究汉代舞蹈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脉络，反映出舞蹈俑在汉代舞蹈中的内在文化属性，体现出巴蜀地区的区域特色和区域意识的文化附着性的增强。     

论汉代的上书拜官

广开言路与畅通贤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汉代上书拜官的重要特征。汉代吏民上书的言事内容主要有自衒鬻、言神仙方术、言便宜、讦群臣之得失等。汉统治者对“言可采取者”的封拜方式为待诏、授官、晋职和封侯。上书拜官不仅为汉代人才的仕进宦达提供了察举、任子、赀选之外的机遇,而且起到了鼓励布衣平民和中下级官吏进言献策以及强化封建监察制度的客观作用。两汉末年,国以言为戒,上书拜官制遭到严重破坏。     

汉代官吏家庭生活考

汉代官吏的家庭生活有两大种情况：地方小吏和京师小吏一般情况下在任职期间不能携带家眷,与家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而地方长官和京师长官则可携带妻子家人入住官舍或公府。在两地分居的小官吏家庭里,妻子在家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及农田劳动。这是其享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夫妻团聚的大官吏家庭里,妻子随夫赴任,照顾丈夫生活起居,丈夫是其生活的中心。这两种家庭生活模式反映出汉代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和谐相助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汉代军事犯罪的类型及其特点

汉代军事犯罪包括反叛、降敌、不按规定值勤、军用物资管理不善、破坏作战秩序、违犯国家兵役制度和军功赏罚规定等类型。汉代军事犯罪的主要特点是汉律采取从严惩罚的原则、犯罪类型上武装叛乱多、惩罚上入财赎罪的原则、立法上与《唐律疏议》的原则一致。汉代通过严惩危害国防安全和作战秩序、违犯军用物资装备管理规定、军队管理和兵役制度的军事犯罪,控制和减少了损害国家军事利益的行为,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对敌作战的胜利。     

汉代太学浅说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迅速发展时期.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通过对太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始终把通经入仕与太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实行"劝以官禄"的政策.太学对汉代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

尹湾汉简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所记载的兵车器数量庞大,种类齐全。弩是汉代技术最先进、用量最大的主力武器。西汉在长安和洛阳、北边郡、内郡都建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直属中央管辖。集薄所记武库是西汉政府建在内郡的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武库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西汉对中央和地方武库的严格掌控,是强化中央集权的表现。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述论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 :西汉初期以征兵为主 ;汉武帝以后征募并行 ,杂以罚戍、谪戍、刑徒充戍、志愿戍边 ;迄东汉 ,募兵、刑徒兵、民族兵成为其边防主要兵源 ,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     

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

从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近1.8万枚简牍资料所见的"亭名"、"亭长"和亭来看,其中"亭"可以分三种:边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时间很短,有兴替之变。以"亭"为中心研究悬泉汉简文书,揭示西汉之时相关的社会信息,特别是效谷县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之结构。"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     

东汉监军制度的嬗变及其原因试析

东汉监军制度从光武帝时的确立到殇帝时的转折,最后到灵帝中平时的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监军者主监将领;第二阶段监督对象转变为主督州郡,此与地方兵权扩张关系密切;第三阶段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监军制度瓦解。其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黄巾起义爆发面广,州郡仓促失据,多数地方朝廷尚无机会派遣监军;二是朝廷所招募镇压起义之兵的私家化,使监军失去国家军队的支撑;三是中郎将监军权力扩大及其军职化最终瓦解了监军制度。     

汉代“乡三老”身份再探讨

围绕汉代"乡三老"是否为官的争论聚讼纷纭,主要原因是对史料的掌握与理解上存在一些歧异,其实"乡三老"的身份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考之史籍,西汉"乡三老"是官,但未被列入吏员行列.东汉的"乡三老"既是官,可能也被纳入吏的系统.汉代县、郡国三老的职掌及作用与乡三老不同.     

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