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外记者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快生活”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曾几何时，“快生活”这个词在中国人头脑中是对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活的描述。19世纪末，美国人雅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中国人“漠视时间”。他写道：“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具有的这一品性。     

倪维思眼中的中国人的信仰

在华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LivingstonNevius．1829—1893）在其著作《中国和中国人》中所说的，若无真正的信仰，“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和灵魂的堕落终将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倪维思的话有些极端，但他的思想还是值得仔细剖析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长期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所形成的复杂形象（尽管这些形象中国人自己可能不认同）。     

试论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喜好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语:“感情之浮”、“思想之杂”。(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思想复杂,并非杂乱无章。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希望不叫我外国人

曾看到中央台的“实话实说”中有这么一段情节,颇有感触。主持人在节目最后,问一位在中国生活的爱尔兰年轻朋友,请他说说他的希望,那位爱尔兰年轻朋友说：“我走在街上,人们常叫我外国人,使我很不自在,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叫我。依我之见,中国人称呼“外国人”是褒扬的意思,绝无贬意,因为被称作“外国人”者,只限于白人,黑人朋友一般被称做“非洲人”,或者以肤色直接称呼。     

国外那些叫中国的地方

一提到“中国”，很多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自豪感。可是，如果你在国外，有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跟你说他来自“中国”，可不要以为他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因为在国外，还真有地方叫“中国”．     

香港歌手刘德华的幕后故事

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但刘德华在北京唱《东方之珠》、唱《中国人》的情形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尤其是他高歌那“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时的渴望和坚毅的神态,让不少过去对他有偏见的人有所改变。     

论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创作思想

1972年诗人约翰·贝利曼跳河自杀给了贝娄很大的震动。加上他英年早逝的朋友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德尔莫·施瓦茨,贝娄越发痛心地思考着美国是怎样对待她的诗人的。美国社会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对金钱物质权利的狂热追求,导致了人精神上的沉睡。与人智学家斯坦纳的相识更使贝娄坚定了创作《洪堡的礼物》时,提出灵魂不死的新观点,并通过“艺术家自我”和“世俗自我”的冲突继续他的寻找立足点的创作思想。     

老舍与新诗

诗人臧克家在《老舍新诗选·序》中说:“如果向读者介绍:老舍是小说家。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多余的话。说老舍是戏剧家。‘还用你说’,读者和观众必如是说。说老舍是诗人,而且是新诗人,不但广大群众,即使文艺圈子里的人,也会有点茫然,甚至愕然了吧。但,老舍确乎无愧于新诗人这顶桂冠,这并非我加给他的,有他大量的新诗创作作证。” 收在《老舍新诗选》(198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四十八首诗(包括长诗《剑北篇》在内)。老舍作诗的历史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他练习写的是旧体诗词。当时他对古典诗词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常使他爱不释手,以至诚如其言,在“其他课上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启示

19世纪中后期,“当沉重的天空象盖子一样/压在呻吟的心上,/当它把地平线包围,/泻下比黑暗更稠的黑光”,巴黎诗坛上,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们敏感的心灵产生了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情绪”,这种“颓废”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战栗,对法兰西古老文明的厌倦和反叛。 象征派诗人的先驱者波德莱尔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典型的《陌生人》:他“没有父母”,“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对“朋友”这个词“一无所知”,至于“祖国”,他“甚至不知道她坐落在什么方位”,他只爱云,“美妙的云”;“通灵者”韩波在给友人的信中宣称:“如果那些老笨蛋们没找到‘我’,而只找到一些虚假的意义,我们难道不应扫除这些数以万计的朽骨吗?”象征派大师马拉美说“对于我,作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行走美利坚》之二

百多年前,有一个名叫斯陶特·比克斯力的美国人,把中国人描绘成劣等民族,说“中国人比上帝创造的任何种族都低劣”,扬言华工进入美国会“培植病菌”并“毁掉加州文明”。更有甚者,还有人搬来人种学家的所谓“论断”:中国人的脑容量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 百多年后,又有一个名叫亨利·基辛格的美国人则坦表肺腑之言:“如果敌视中国成了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经常现象,我们就将找不到同盟者。” 我的感觉,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     

论惠特曼对郭沫若“惠特曼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草叶集》到《凤凰涅槃》的明示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十九世纪最接地气的人民诗人，是民主自由的倡导者和礼赞者。他的诗风雄浑，大胆而有力，清晰、朴素而真实，诗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他诗歌中创作中的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不仅影响本国诗歌创作，而且穿越了时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可以说深受惠特曼《草叶集》的诗学思想影响，诗人从《草叶集》中找到了艺术的喷火口。郭氏“惠特曼式”的个人咏叹与豪放在中国诗坛上影响了许多年轻诗人，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创作出积极向上的新诗，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世纪警钟——话说中国人的“米袋子

似乎有意让惯于发表“醒世呼唤”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丢脸,1996年,中国粮食生产大灾之年大丰收,粮食总产再创新高,达到4.8亿吨的历史最好收成,比丰收的95年再增产1000万吨。中国人从满囤的粮食中找到了布朗提出的关于“谁将养活中国人”问题的现实答案,找回了解决12亿人“肚子”问题的自信。可是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如果丰收带给中国人的仅仅是盲目乐观的话,一旦遇到天灾,那就难保不会重演全国人记忆犹新的饥饿历史。事实上,在新世纪的历程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沉重的“口粮袋”将始终背负在十几亿中国人的身上。 丰收之后话喜忧 粮食是国际公认的战略资源。粮食丰收,意味着中国政府解决中     

绅士汤姆

刚到英国留学的时候,我跟汤姆是邻居,汤姆曾在北京留过学,会讲半生不熟的汉语,我们常在一块交流,英汉混杂,彼此成了一对好朋友。跟汤姆成为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汤姆跟我一个姓。他有个中国名字叫“彭湃”,我知道了后,问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眉头一扬,“你听说过彭定康吗?我随他姓。”我虽然对彭定康没有什么好印象,可我对“彭湃”这个革命先驱历来非常尊重,所以,对汤姆也有种特别的感觉。汤姆曾问我,他这个中国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我说,你叫的这个名字是一个革命先驱的名字,很尊贵的。他听了非常高兴,问我在中国彭湃的故事,我对他讲了,他边听边摇头,表示对彭湃的行为不理解。为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情绪,我只好把话题岔开。他高兴了,说：“你姓彭我也姓彭,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们是哥们,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是比较讲究同族同宗的。”在谈起两国之间的区别时,他说中国人聪明,我非常自豪地微笑着,他看了,有些不高兴,说：“你们的聪明表现在内心复杂。”我让他说得具体点,他说：“有一次,我们公司从中国定了一批工作服,刚开始价格没有定下来,经过许多次谈判,最终才签定了合同,没想到,等工作服供货后才发现,这批工作服没有袖子。没法穿,公司便跟中国人交涉,可按合同,供的是衣服,上面没有说明有没有袖子。中国人没有错,你要的价格     

《凤凰涅槃》中若干艺术形象征意义初探

郭沫若同志早期的代表作《凤凰涅檠》,是一首富有象征意义的优秀诗篇,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刻划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过去,人们对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见仁见智各说不一。本文不嫌浅陋,亦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凤凰、火 诗人明确地说过:“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郭沫若;《创造十年》)又说:“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有的同志以诗人的这两句话为依据认为:“凤凰的自焚象征着旧中国的死灭”,凤凰的更生“象征祖国的新生”。[一九五九年吉林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以后不少人袭用这一观点,或说凤凰“象征我们可爱的祖国”(谢本良:《在烈火中新生》,刊《江西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或说“诗人歌颂的凤凰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一九七九     

矜奇偏爱画诗书——诗人、小说家白采的一生

如果自采还活着,已整整九十岁了。可惜韶光早逝,他在人间仅仅生活三十二个春秋。今天的读者对白采的名字是很陌生的,而六十年前,朱自清曾称赞“白采是现代国内少见的诗人”;叶圣陶读了他的小说后,“很满意。我们读无论怎么好的文字,最初的感觉也无非是个满意,换句话说,就是字字句句入我意中,觉得应该要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对”。然     

洛夫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转换简说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向来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于是,洛夫的创作被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魔歌》的“血色时期”以及从《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洛夫成了“彩色的魔术师”、“语言的历险者”。好象洛夫与中国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毫无瓜葛了,好象洛夫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甬道上走出了中国。当然,有的人,根据洛夫在有些场合讲的,说他后来“回归现实”,此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洛夫在６０年代的创作丢了中国传统,完全洋化去了。如任洪渊在《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     

《藤野先生》中的“中国人”究竟指谁?

<正>《藤野先生》是一篇著名的散文作品,是大纲规定的基本篇目。我教此文几年,仍觉有疑难之处:《藤》文第29节“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句中“中国人”究竟指哪些人?我认为很有商榷的必要。 文中几次提到“中国人”,第一次是“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这里的“中国人”当泛指所有中国人,无庸置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是第二处,这句中“中国人”是指下文影片里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兵捕获枪毙的中国人;“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一长句中,夹在里边的“中国人”究竟包括哪几种对象呢?洪氏教参说是两种人,即要枪毙的和围着看枪毙的。我以为此说不尽周全,应该包括在讲堂里的“我”。 首先从语法角度看,“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前面用了分号,表明了后一分句与前面是并列关系。“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后面用了冒号,表示解释说明,到句末都属于提示的范围;再从所使用的几个副词来     

罗伯特·弗罗斯特——真正的修墙者——《修墙》的传记解读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歌《修墙》通常被理解为诗人意欲打破人际间隔阂之墙的呐喊。综观诗人的诗歌,并结合诗人的生平,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坎坷,在他大部分的诗歌中,有一股忧郁、孤寂、漠然的感情暗流涌动。在对《修墙》的分析中,传统观点认为,诗人在质问那位修墙的邻居修墙的必要性,仔细分析后发现,恰恰是弗罗斯特率先发起修墙,是弗罗斯特自己在家人、朋友、同事之间建造了不信任之墙。弗罗斯特才是真正的修墙者。     

请勿为霸权主义唱赞歌

前些时候读到一篇文章《美国衰落并不一定是好事》(《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9日)。作者列数了美国对世界的“贡献”(且不说这种“贡献”是否像作者说的那样),就连“不断提出适合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新国际制度,如果这样的制度还能起到稳定地区与世界的作用”,都“被视做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他十分担心美国的衰落(虽然他并不认为美国在衰落),文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美国真衰落了,这个世界又会变得如何?有哪个国家具备能力填补权力真空呢?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还将受许多内外约束,显然不具备接班条件,而且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打算。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