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左丘明——一个被遗忘的大儒

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为解孔子<春秋>而作<左传>.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历史观分析左丘明的思想,发现其思想与孔子思想有显著的一致性.这与二人为同受鲁文化影响,二人同好恶及<左传>的写作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左丘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大儒,他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应当予以重新评价.     

《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再论《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春秋左传注》对《左传会笺》借鉴的方式是:有所增补、择为一说、提出异说、参稽比勘。通过对该问题的讨论,可见《春秋左传注》与《左传会笺》等旧注疏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和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提供别一种角度。     

廖平对《左传》认识

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楚连尹为主车之官说

春秋时,楚官即有“连尹”之号。《国语·晋语七》“连尹襄老”韦昭解:“连尹,楚官名。”但未进一步说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尹训正也。楚官多以尹为名。”《尔雅·释言》:“尹,正也。”此孔氏所本;《国语·齐语》“立五正”韦解:“正,长也。”是尹即首长之意。连尹之名,先见于《左传》和《国语》。对这一官称的解释,自汉至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左传正义》引汉儒服虔说:“连尹,射官,言射相连属也。”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说: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左传疏证》简介

徐仁甫先生的《左传疏证》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近年来《左传》研究中的新成果。《左传》是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名著,其作者历来相传为左丘明。针对这种传统的说法,近代康有为、廖季平等人先后提出过《左传》的真正作者是刘歆。但由于他们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证,后来又放弃了自已的观点,因此此论对学术界影响不大,解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简直是寥若晨星。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左传》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左传》的作者是谁?它成书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陈茂同的文章认为:同意杨伯峻的看法,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史官左丘明;全书引用孔子评论历史时事的话共三十条,可见其作者应是孔门信徒,杨伯峻说是"儒家别派"似不可从.清姚鼐在所著《左传补注序》中说:"《左传》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如果姚鼐所说的这个传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左氏春秋》原名《春秋国语》《左氏春秋》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写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历来都认为《左氏春秋》指的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我认为《史记》在这里记叙的《左氏春秋》,根本不是指《左传》,而是指《春秋国语》,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三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目前坊间考证最为完备、资料最为齐全的《左传》注本,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杨《注》的参考。但由于篇帙浩繁,杨《注》文中不免有所纰漏,本文因举其疏误阙略者三处进行商榷。     

西施并非随范蠡而终

<正> 西施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历史上的西施与传统的恋爱故事并不相干,她的一生充满了悲苦和不幸,最后,以被处死刑结束了宝贵的青春,并非跟随范蠡驾轻舟泛五湖而去。可叹的是人们颠倒了这一史实。试看新版《辞海》(第1832页)的释文: [西施]一作先施。春秋末年越国苧罗(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看来《辞海》似乎有所依据,其实纯是传说。查今本《吴越春秋》、《越绝书》也没有西施去从的记载,此两书的逸文中有所记载,但却是绝然相反的,而且都不是最早的记载。     

《左传》称名略说

春秋时期,《左传》还没有被作为书名,因为该书是解释《春秋》的,故仅沿用鲁史《春秋》的名字;西汉时,为与孔子修订的《春秋》相区别,人们称之为《左氏春秋》;到东汉,由于经今古文之争,出现了《春秋左氏传》的名字,人们简称其为《左氏传》、《左氏》、《左传》等。此后,《左传》因为作为书名简洁明了而被普遍接受。     

《公羊传》的形成

《公羊传》是《春秋》齐学的经典。以《公羊》出于子夏或是曾子等说,皆非定论,《公羊传》应该出于子夏、曾子等人。《公羊传》六次出现的鲁子,非曾子之误,而是对鲁地传《春秋》齐学者的统称。将《公羊传》著于竹帛的是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但其书却是传《春秋》的齐学先师的共同成果。《公羊传》以公羊为名,其实却是《春秋》齐学,后人不知名实之异,而有关于《公羊传》传承的各种误说。     

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见一九七七年《文物》第一期。所谓《春秋事语》,是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记载春秋时代的事实而命名的。又因为其事实多见于现在流行的《左传》一书,整理小组的《释文》(见同上),只谓《春秋事语》的某件事见于《左传》的某年。这是认为《左传》在前,《事语》在后的。因他没有谈到这两部书的成书时代及孰先孰后的鉴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写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     

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

《国语》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史传散文。 《国语》的编写体例、思想倾向,语言风格均与《左传》有所不同,成书年代当略早于《左传》。作者不象是鲁国的左丘明,而很可能是一位晋国的史官。他以晋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