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在红岩精神形成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战时期在重庆培育的红岩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时期对重庆的大轰炸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庆大轰炸从反面教育了重庆人民,成为红岩精神产生的催化剂;重庆大轰炸极大地激发了重庆人民的革命精神,为红岩精神的产生增强了精神力量;重庆大轰炸使全体重庆人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为红岩精神的产生拓展了精神氛围和群众基础;“红岩精神”的得名,也与重庆大轰炸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红岩精神是南方局培育出来的,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用炸弹炸出来的。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媒介装置的创伤记忆建构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磨灭的战争创伤,也是建构公众的战争创伤记忆、凝聚民族共识的典型历史事件。2021年,修建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之上的“重庆大轰炸六五惨案史实展馆”正式开馆,通过布设媒介装置、营造情境氛围,使之作为具身实践的平台,促使观者沿着“情境定义-记忆实践-具身认知-创伤记忆”的记忆路径,在身体参与的记忆实践中形成具身认知,重塑观者的“在场感”,唤起或强化观者的“史实记忆”和“情感记忆”,从而建构起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     

重庆大轰炸涉讼问题的宏观探讨

本文以“重庆大轰炸”讼案为中心,通过法学的和历史的视野,运用《海牙公约》等国际法以及正义和人权理论,研究了二战中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的残暴性和违法性,论证了民间索赔的国际法依据和法理依据,分析了重庆大轰炸讼案的价值,认为只有日本国正视历史,清算过去,才能将中日友好奠定在牢固的基础上。     

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但印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日军的暴虐,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抗战陪都历史资源——在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中的应用

一、什么是抗战陪都历史资源?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先后沦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20日决定移驻重庆,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30日发市《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     

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人士的反战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所辖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之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领导为共产党人）与日本人士所组成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成立前后均有事实上的指导、支援关系,且有制度上的规定,双方共同进行了抗战文化宣传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仍屹立东北达十个月之久。受日伪胁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孤立伪满。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封邮反而使日本“客邮”收入猛涨,中华邮政出现巨额亏损。在此困境中,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民众需求,与日本签订通邮协议,商办的“汇通转递局”产生,封邮转化为通邮。封邮与通邮政策的实施,是国民政府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无奈与妥协。     

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水利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开始了对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水利建设,制定战时水利建设方针以统一水政、加强农村水利工程贷款、颁布近代意义上第一部《水利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等.重庆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开展,新增灌溉工程数量和灌溉面积都比战前有了飞跃.水利发电成绩显著,仅长寿桃花溪及龙溪河水电站即占四川全省容量的一半以上.面对剧增的城市人口,重庆积极进行饮水工程的扩建,并在大轰炸下努力保证输水管线的畅通.为巩固大后方,长江干支流得到了整治,从而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络.水利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使重庆从战前地区中心城市跻身国际化都市行列.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但中国人民从未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定《马关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坚决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驳斥美国部分人士染指台湾的设想。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国民政府难以派军队攻克台湾,如何收复台湾考验着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打乱了美军占领台湾的计划。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其行使主权,不但以“盟军代表”身份接收台湾军事,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行政。“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完全是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的无知。     

沦陷时期南京的人口变迁和市民生活

南京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1927年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市面繁荣,人口激增;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1937年12月这里成了日军血腥大屠杀的屠场,此后八年,又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其所扶植的汪伪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因而,研究抗战时期南京的城市人口变迁和市民生活状况,对深入了解日本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了解中国城乡人民不屈反抗斗争的原动力,了解日本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失败的必然性,具有典型的意义.     

日军大屠杀前的南京建设成就与社会风貌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并随即实施的大屠杀,不仅杀死了30多万中国军民,而且烧毁了南京三分之一的城市建筑,摧毁了南京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更将自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以来十年建设的成果几乎扫荡殆尽.本文对日军大屠杀以前南京的建设成就与社会风貌进行论述与解读,从而深切感受与深刻认识日军大屠杀对南京近代化进程的严重破坏与阻挠.日本的侵华战争的罪恶影响,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这一片热土,这一方人民——读《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重庆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抗战中的重庆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研究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陪都书法论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局部发展至全面,从此,进入了中华民族“运用全力抗战”的抗日战争时期,时势危及着南京政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难民西迁的社会影响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难民西迁的社会影响孙艳魁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伟大正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大批战区人民为了逃避战火，为了抗日，沦为难民流亡到我国的西...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侵华日军"以华制华"政策的标本——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后,日本当局为了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在政治上,就一次次地组织、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本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南京第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由日军当局扶植成立的过程,及其存在约四个月期间的工作与社会功能,揭示了日本当局通过这个"过渡时期"的傀儡政府与汉奸组织,实施"以华制华"统治政策的罪恶用心.     

不屈的南京民众--沦陷时期南京市民的自发抗日斗争

在日本侵华期间,南京是日军进行血腥的大屠杀的城市,又长期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在这日伪统治最严密的中心地区,饱经血泪苦难的南京人民始终没有失掉爱国热情与抵抗意志,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自发抗争。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1940年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建立地下组织、领导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上那场空前规模内迁运动的重要部分。深入考察兵工企业内迁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我们发现,这场搬迁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不能与民用工业企业内迁组织混为一谈。可以说,一方面,它是中国人民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而被迫进行战略撤退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而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作为之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工厂内迁。然而由于战时需求陡增,上海的纱厂获得了空前利润。此时内迁至环境恶劣的国统区违反了资本家的意愿,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后方地区生产设施短缺,加之战后沦陷区民众内迁,日本封锁内地经济,国统区棉制品需求激增,进而引起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棉业统制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通过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物资局等机构推行统制政策,投放储备棉,欲藉此保障供给、平抑物价。然而资本家不仅不积极配合,反而勾结投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花纱布价格飙升,黑市猖獗,市场一片混乱,国民政府对棉业的控制流于失败。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国家权力和纺织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就已经开始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