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的发展、特征及文化语境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是西方小说文体发轫的根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的叙事文学,它包括古代神话、史诗、传奇、故事等。在这些文体中蕴含着小说文体叙事的基因：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方法等基本要元素。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文学中叙事文体的发展,探讨了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同叙事文体的特征和总体特征。     

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小说文体

本文对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文体与大众传播关系进行了考察。 90年代以后 ,小说叙事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突出地位逐渐为大众传播所取代 ,小说叙事的独特性开始从公众接受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以新闻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的叙事产生的压力 ,激起了小说叙事向新闻与大众传播叙事的倒转。影视的传播强势也导致了小说文体对自身追求的放弃和对影像叙事法则及生产逻辑的屈从。文体实验则旨在划清日益模糊的文学与新闻、大众读物、影像传播的界限 ,形成了文学书写面对大众传播的话语强势的拒绝和逃亡。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阅读的困惑——八十年新潮小说文体变异评析

在思想解放运动催动下,新时期小说创作发生了整体上的变化,小说创作原则改变了,叙事方式改变了,小说变得不象“小说”了。笔者认为,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其叙事方式的变革对小说文体的嬗变起着决定作用,而新的小说文体则必然表现出对原有的叙事模式的突破。那么八十年代新潮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有哪些变化呢?本     

文体的边缘之花：略论诗化小说的特征与概念

诗化小说是诗歌和小说两种问题融合而成的新文体,对此文体的理解众说纷纭,笔者重新对其特征进行了提炼与总结,如诗性思维、意象抒情与叙事、整体意境的营造、语言诗化、情节淡化、叙事节奏缓慢、叙事信息密度小以及始终灌注的诗性精神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诗化小说的概念。     

在史传与小说之间——传奇小说的文体与观念

从文体形式上说,传奇小说蹈袭了史传的叙事传统,它把史传的叙事体式和方法运用到传奇文的写作中,并始终与史传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文学观念上说,传奇小说无论是唐人小说,还是宋元话本体传奇,或者清代笔记体传奇,严格地说,都是传统笔记小说之外的文体,代表的是非正统的小说观念。史传文体与非正统的小说观念的融合,不仅创造了传奇小说文体,而且也带动了中国小说观念的拓展和更新。     

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新论

中国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过去人们从文学虚构论出发,局限于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藩篱,看不到两者间真正的互文性优长。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与叙事建构是有相当贡献的,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说后世的小说叙事者对史传的追慕,恰恰促使了中国小说的壮大与成熟。所以,当我们把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统一在纪实的语境中来探讨时,就会对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进行较为公正的评判,而不是如诸多照搬西方文学话语的论者那样进行过多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小说叙事只有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的精髓,才能真正彰显其现代性文体价值。     

伍尔夫小说反传统的叙事特点

本文通过分析伍尔夫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关注以及对小说叙事技法的创新,试图表达伍尔夫的叙事理论和传统的叙事理论在叙事重心、叙事技巧和叙事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展示伍尔夫在叙事艺术上为小说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革。     

明代话本小说中书信刍论

明代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书信是其中一种重要文体。小说叙及的书信有家书、情书、友人书信、密信、特殊书信,这些书信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具有鲜明时代性。小说中的书信多数是作者精心为人物所设计,长于叙事与抒情,弥补了中国书信文学的缺憾。书信的格式、文体、风格,灵活多样。书信是重要的情节单元,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强化作品主题的叙事功能。     

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了文学观念,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变革。近代小说文体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小说类型扩大,出现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叙事模式出现了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等;长篇章回小说体制的冲破;汲取西方小说艺术技巧;环境描写的加强。这一切都为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过渡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中国小说在近代化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寄生词曲与明代章回小说的文体变迁

词曲寄生于小说后,小说文体不可避免地在叙事结构、语体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发生嬗变。本文将寄生词曲与明代章回小说文体变迁的联系分为三期探讨。早期章回小说中寄生词羼入由少到多,表现内容由简单到复杂,干预功能由单一渐趋多元的流变轨迹彰显了小说文体由讲唱型文学向案头书面型文学过渡的特点。中期寄生词曲在功能上呈现出复杂化与扩大化的明显趋势,尤其是《金瓶梅》中大量以散曲负载诗词等传统韵文体式于小说叙事的建构作用,值得特别留意。晚期随着小说理论的不断成熟,小说文体观念的渐趋明晰,寄生词曲逐渐淡出小说文体,这是小说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流向,同时也是小说由早期话本的诉诸于听觉逐渐向诉诸于视觉的案头文学过渡中的重大调整。     

五四小说:身体叙事与主体审美

五四小说自觉追求"个人性"文体,主体审美处于突出地位,身体叙事得到空前重视。五四小说以身体的符号化世界来寻找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并且辐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在五四作家那里,身体是"非理性"的经验形式,始终处于文化建构过程而被不断塑造。正是因为过于看重身体的可塑性,造成五四小说身体叙事的过度政治化和过度虚无化。考察五四小说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及其得失,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历史与美学内涵。     

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演变

诗化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繁荣,随着社会思潮和美学风格演变,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在诗意内涵和叙事模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叙事空间由前期的完整统一裂变为后期的多维杂存。叙事空间的裂变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演变逻辑相适应,是受到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诗化空间的裂变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既是一种抵制僵化的现实秩序的方法,也是诗化小说应对现实和摆脱边缘化文体地位的叙事策略。     

世俗精神与生活美学——论阿城的小说学兼及寻根文学的“歧路”

从"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角度"重返80年代",会发现阿城小说在立场与观念、题旨与人物、语体与文体方面都具有实质的创造性:他为文学寻根,疏离宏大叙事,回归世俗精神和生活美学;他的小说"三王"复调多义,塑造的人物具有原型意义,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他进行语体试验和跨文体写作,创作出了具有文章之美的诗化小说和新笔记小说。以阿城为"文化起义发动者"的寻根文学疏离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标志着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终结。     

晚清新小说的独特文体--作为小说类型的"翻新小说"

翻新小说是在古今小说交汇处与中西文化碰撞中适应晚清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文学市场的需要而兴起的一种小说类型,是晚清新小说创作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博采众家之长而形成的文体杂交优势,打破传统时空观而带来的叙事结构的创新等,是翻新小说独具的文体特征.作为晚清新小说类型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翻新小说以其独有的文体优长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就.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

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本文分别从汪曾祺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氛围、童年叙事、儒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