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价值与情爱思想的新“在场”——析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的女性意识

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的女性意识极具象征性,其内在意义是“超性别”的。它通过对中国农村几名年轻人不同情爱生活的诠释,以及对女性价值及情爱思想的展现,折射并关注现代女性的一种自我总结、自我发现的成长经历。它同所有艺术作品一样,产生于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审美诉求,其女性意识的活力同样来自和这一社会背景所构成的文化张力。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传统言情范式的解构——试比较张爱玲、亦舒小说的情爱主题

张爱玲和亦舒的小说都以都市男女婚恋为题材,从女性自身处境入手,从内省的角度出发描写现当代中国从封建文化向现代化过渡中女性的情爱世界,关注爱情的世俗特色。她们摒弃了传统情爱叙事侧重赞美爱情中美好的人性、歌颂男女两性互相吸引所焕发出来的神性光辉的特点,撕开爱情的神秘面纱,直视女性弱点,呈现婚恋现实的一面,从而解构传统文学中爱情主题的言情范式。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为谋求生存而掉进神秘的泥淖无力自拔,让人为旧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亦舒笔下的新时代女性或因初具自救的力量而让人多了些慰藉。     

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高长虹小说《红心》女性主义视角解读

《红心》对女性独立生活的叙事,表现了女性摆脱经济依附地位而在社会中谋求生存的乐观与自信。对逃离北京和奔赴上海的叙事,表现了女性对传统或现代文化范式和生活样式的背离与批判或认同与接纳。对一见钟情和心心相印纯真与炙热爱情的叙事,表现了女性情爱的大胆与开放。对女性以笔代言打破沉默开口说话和行走漂泊寻求精神高地与生存价值的叙事,表现了女性抉择的自信和行动的自由。     

被遮蔽的记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嬗变研究

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叙事视域、情爱母题、母亲形象诸方面亦发生了递变.具体说来,叙事视域由内而外到双视域的转换: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由主妇身份提升到半边天英雄再回落到社会女性——女性文学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着摆脱女性依附性的方式;情爱母题由追求而消解到漂泊的变异:女性主体性由感性盲从提高到理性加盟再发展到自为行动——女性文学一直书写着女性对爱情幻景的自我放逐;母亲形象由圣母而恶妇到原生态女性的生成:女性叙述者由母性介入延展为妻性书写再深入到女性历史建构——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诗意的话语特质.研究这些递变,有助于充分揭示被遮蔽的中国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精神世界的变迁史与不变的女性叙事特质,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风貌及价值.     

女性欲望的载体--70年代出生的女性写作者笔下的男性言说

70年代出生的女性写作者与其笔下的主人公存在很大的同构关系。本文从写作者的成长历史、文化背景和生命体验三方面来分析其文本中男性对爱情的独特姿态,男性在此已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成为女性实现其欲望的载体。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中国电视剧历史叙事中的权力与性别——以宫斗剧为例

宫斗剧由中国古代宫廷历史正剧发展而来,在其十几年的发展中不断遭受各种争议和批评,但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宫斗剧在女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了宫廷历史正剧的权谋文化内容,但其历史叙事中的"艺术失真"及对权谋文化反思的缺位都使其难以产生质量上乘的艺术精品。从性别视点看,无论权力游戏还是情爱叙事,宫斗剧都完成了由男性主体到女性主体的"性别翻转",但其所传达的现代女性意识和观念极为有限,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源于大众消费文化的需要。在未来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叙事中,能否通过叙事和镜语建立一套基于现代思想观念的新认同机制将是决定中国历史剧艺术质量的首要因素。     

从内容到形式：“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路径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四字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gender在中国的翻译、使用而出现的,其概念界定与使用的众说纷纭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性与驳杂性。从复原生理、心理层面上的传统性别差异到批判性别生成中的男权文化机制,从执着于提升被压抑的个人、身体价值到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女性参与,从建构多重主体的性别维度到解构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的二元对立,从注重精英叙事中的女性话语到开始与大众文化结缘,社会性别研究在新时期文学中经历了繁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形式研究关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形式要素体现的性别权力关系,能够丰富和发展尚嫌薄弱的新世纪文学叙事学研究,为私人化写作落潮后的女性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     

从话剧《归来》看鲁彦周的婚恋书写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鲁彦周话剧《归来》却较好地平衡了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关系。在话剧中,作家从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与觉醒、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反思等角度揭示着他的婚恋书写,从中渗透着作家对两性关系及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现代作家的家园意识及其民俗呈现——以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老舍等人为例

在现代文学中,民俗叙事和家园意识是作家们通常表现的两个重要主题,前者成为后者的载体,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旨归。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周作人等人,直到2、30年代的废名、沈从文和老舍等人,他们都钟情于对民俗的叙写,以此来寄托他们深厚沉实的家园意识。     

现代女性视角的人文关注——论中国现代女作家对西方人文精神的审视和接受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全面、广泛接受外来影响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疑,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外来的冲击。但相比现代男作家,女作家对外来文学的审视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她们关注并接受了西方女性人文主义,对女性自身的命运充满了关切和同情,明显带有女性意识。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中,并影响到当代女作家的创作。     

论无名氏对现代派爱情小说的新发展

无名氏的爱情小说故事中媳藏着乍明乍现的哲理意蕴与文化反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体风格,对现代小说文体革新具有创造性的意义。以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现代派的艺术创作给传统的言情传奇文学带来不可思议的革命,后期现代派虽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但是它丰富了新文学的内容,增添了它的色彩,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论丁玲与三十年代的女性书写

丁玲及其他女性书写由个性及情爱转入革命与政治无疑是一种历史必然,更是一种重构的努力。但她们在自我的书写中却将自我予以压抑与消解无疑又是一种遗憾。     

海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性的放纵,对爱情的冷落来看,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张资平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20-1927)

张资平在1920至1927年间的读书经历和创作情况表明,他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真切的联系,他在作品中一直显在或潜在地吸纳和彰显通俗文学的某些趣味,并揉之以一定的现代视域。张资平喜欢在小说中运用"多角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原因在于:他深受客家山歌中求爱/思恋等叙事模式的影响;推崇自然主义作家以科学方法解剖人类心理和生理的笔法;同时,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世俗趣味。     

后殖民语境下的母爱主题

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和华裔作家谭恩美,作为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同处于边缘地位,她们的作品描述了少数族裔的“母爱”主题,通过这种不寻常的母爱描写反映了西方新文化殖民霸权主义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心理侵略。     

元杂剧中的婚姻及时戏

元代爱情题材杂剧中女主角的年龄集中在18~21岁之间,相对于古代女性15—20的适婚年龄来说,她们都可以被称为失婚女。杂剧作家关注的是大龄女子的婚姻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杂剧成为大量关注"失时女"的惟一一种艺术形式。父亲没有或者无法尽到使女儿及时出嫁的义务是使婚恋戏中的男女结合"发乎情,止于礼义"的一种叙事策略。因此,以前称为爱情剧的元代婚恋杂剧,实为婚姻及时戏。     

论哈尼族女作家的女性话语

书写哈尼族妇女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处境,是六位哈尼族女作家的共同特点。《马樱花开》的价值就在于其浓郁的女性创作特征,在于用充满母爱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去聆听生命;还在于其独特的叙事话语。     

坚守性爱婚恋观的道德底线——近年来爱情题材影视作品价值观评述

描写和颂扬爱情的美好,表达对爱情执着追求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不胜枚举,也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作者对待爱情的观念。近年来,一些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宣扬不受任何约束的、不担负任何社会责任的性爱观、婚姻观,并用"人性"作为支撑其观点的理由。影视作品的作者应牢记自己的社会职责,坚守爱情婚恋观的道德底线,创作恪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颂扬健康美好爱情的作品,以不断提高全社会的道德修养,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