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社会学分析

义、利作为既定社会秩序中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是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的价值取向.当义、利分别作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发挥作用时,可以得到义利互动的各种可能模式.一般地说,其中义利互动的整合模式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而冲突模式则可能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转型期多种义利互动模式并存的现状,是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宏观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同时需要确立主导义利模式,使多元义利取向服从主导义利观.     

义利失衡现象探源与对策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的诸多领域存在着种种义利失衡现象,总体上可概括为三种形式：个人职业道德失范,企业伦理责任缺失,地方政府违法乱纪。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需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代等宏观背景中去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义利平衡的具体途径,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问题,引领社会风气走向纯净和高尚,并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义利之辨”的伦理意蕴及共现代转换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试论传媒伦理学视阈下义利范畴的权衡机制

传媒伦理学不是把理论简单地运用于社会实践,而是一种全新的道德权衡机制。义利范畴是传媒主体本能释放的道德良知和在头脑中形成利益与道德的价值互动和价值制衡。如何实现高尚性、自律性、选择性和前瞻性体现了大众传媒领域义利范畴的道德困惑。在传媒伦理学视域下自愿选择——承载道德期望,尊重受众——慎用社会公器,公益至上——肩负社会责任是深刻领悟义利范畴权衡机制的关键,使大众传媒发挥引导舆论和拓宽视野等重要作用。     

试论当代中国发展的转型性实质

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社会结构转型的性质，即由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型。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论中国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中国近代是传统艾利现的转型时期,其义利和谐理念,倡导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又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文化基础,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现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的义利之辨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

中外伦理思想史一再证明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每当社会变革时期,就会出现“义利之辨”的激烈论争。只是由于各个社会变革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义利之辨”的内容、性质及其理论形式各不相同罢了。当今中国的“义利之辨”就是在社会主义自身经济变革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实质就是在选择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     

儒墨道法义利论的历史命运

在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儒墨道法四大家的历史命运是迥然不同而耐人寻味的。对此,从民族义利论的角度去进行透视,会有助于探索民族价值导向的特质与走向。鉴于此,本文拟在勾勒儒墨道法义利论之历史命运的基础上,分析其社会历史原因,从中寻求对于建立新型民族义利论的宝贵启迪。     

中国正统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义利问题是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义利之辩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之久,各家各派在义利问题上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其中重义轻利的观点是正统儒家在义利选择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点和主张。这个观点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是中国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这一传统义利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有助于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弘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摒弃消极颓废的思想观念,进而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     

我们的四个误区及其反思--对当前我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社会学思考

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然而,在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长期遗留的误区.其主要是第一,过于强调社会要素的稳定,忽视了社会结构的稳定;第二,过于强调资源配置的集中,忽视了社会分化的影响;第三,过于强调社会冲突的负功能,忽视了对手段性冲突的引导;第四,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忽视了中介组织的调节.     

宁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

本文通过对宁夏在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一些实证案例的调研考察,分析了目前宁夏在社会管理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及对策。     

“社会资本”质的规定性的探讨

社会资本从提出到现在,己经被广泛地研究和使用,人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做出了规定。这些定义虽然各有独到之处,但作为社会资本质的规定性,还存有一定的缺憾,主要是不能把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来,从而造成社会资本与其它一些事物的混淆。科学的社会资本,既涵盖了资本的一般属性又突出了社会资本的特殊属性。它正确的质的规定性：投入在社会关系中又必须能够获得社会收益的社会资源。     

参与、共享视角的社会政策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因为在执政基本思想、执政理念、路线方针和管理手段上的差异,不同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表述也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并用"社会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两汉社会保障制度初探

我国汉代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大体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典型代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汉代社会保障制度还相当粗放,具有保障水平低、只起辅助作用以及等级化、人治化等时代特点。     

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远远滞后于经济的转型,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所产生的问题不断加剧,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快社会管理方式创势在必行。当今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应包含以下内容：打破行政垄断,使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整合社会管理手段,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单一僵化向灵活化转变;进一步开放信息,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封闭转向开放;推进民主建设,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强制干预转向沟通协调;加强媒体建设,使社会管理方式由指挥命令转为积极引导。     

社会转型与创新乡村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出现利益主体多元、管理内容复杂等特点,传统的乡村社会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乡村社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发展的根基之所在,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追在眉睫。现阶段,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形成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时期社会组织在民生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新时期加强和改善民生建设,应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全面推进民生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到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是补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良方,是特殊群体分忧解难的依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主体;同时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社会资本积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个全新视角,它为人们思考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可用的理论基础。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些特征表明,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缺乏社会资本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的传统角色及其自利行为;经济理性导致公众、政府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和交流,这些都成为严重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应该成为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社会保障视野下国民身份制度及社会公平

我国的身份制度不只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而是由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居住身份以及政治身份等子系统综合地组合而成的复杂的社会分层系统,是具有身份制和等级制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国民身份制度,它还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从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来看,这一身份制度与社会不公问题具有深层关系,并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构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