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转运珠”事件的民俗解析——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东北地区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中人为制造了一例关于“转运珠”的“伪民俗”事件，分析这则利用了汉族传统民俗素的谣言在这个蒙汉语共用的双语社区以蒙汉语杂糅的形式传播的过程。从民俗学角度解析该语言民俗活动在亲属社会网络中发挥的功能，阐释民众趋利避害的民俗心理是谣言得以传播的重要心理基础，通过语言民俗的考察侧面论证了农区蒙古族村落是一个蒙汉文化高度融合的文化空间。     

蒙古语言与蒙古族历史、文化

蒙古语言不但是蒙古族人民的交际工具，而且是蒙古族文化、历史的载体。它的语法结构、语义构成、语义演变等都表现着特定的文化蕴涵，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乡村公共文明语言景观研究——以安徽省传统村落为例

构建乡村公共文明语言景观对乡村语言治理和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比较缺乏对传统村落语言文明的实证调查，故以语言景观理论为视角，以家风家训、敬惜字纸等传统形式，展现传统村落礼仪文明语言景观的历史风貌，同时通过解读文化墙、公示栏、数字技术与语言景观的交互关系，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传统村落公共语言文明。乡村公共场所语言文字规范性不足、村民语言文明素养不强、乡土语言文明资源传承乏力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可通过加强对国家语言政策的宣传引导，重视提升语言文明素养和语言服务，传承保护优秀乡土语言文化遗产等路径切实推进乡村语言治理进程，助力乡村振兴。     

探讨北方民族关系走向的新视野——评王志清《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

正冀蒙辽交界地区是通往东北平原、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部族、东北渔猎部族与中原农耕部族的必争之地。王志清博士《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一书,以辽西地区一个蒙古族村落为个案,考察该地区民族文化变迁问题,开拓了探讨北方     

论蒙古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以阿鲁科尔沁旗为例

以阿鲁科尔沁旗为例，分析蒙古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基本特征；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条件、资金及教育等方面入手，阐述制约蒙古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蒙古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打造蒙古族聚居区县城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语言接触与达斡尔族社会文化发展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在长期同各个兄弟民族的语言接触中,达斡尔语保留了古老的蒙古语族词汇,从满语、汉语和其他外语中吸收了借词,从而使达斡尔语词汇日益丰富和纷繁,语言表达系统更加完善.从达斡尔族语言的变化能够体现出历史上达斡尔族与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情况,是研究考察民族发展史的重要材料.     

匈奴语言试析

匈奴是我国古代民族，它对我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都起过作用．对匈奴族的族属问题，经过长期讨论还没有定论．西方学者多主突厥族，东方学者多主蒙古族．无论是突厥语，还是蒙古语，都属粘着请．用汉字音译记载的匈奴单于名号、匈奴官号、人名等用国标音标转译为粘着语，结果发现它们很多都是蒙古语．它们与蒙古语有相同的词性区别，又有蒙古语语法变化．如所属格的附加成份、复数附加成分，又有增音与失音的现象．句子中的词序与蒙古语句子的词序也基本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匈奴语言与蒙古语言有渊源关系．     

内蒙古达拉特旗散居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散居蒙古族大都是双语人,他们的蒙古语保留得较为完好。当地蒙古族使用最多的通用语言是当地汉语方言,多用于较为正式的场合,而蒙古语多用于较为非正式的场合。当地蒙古族年轻一代的蒙古语水平不如老一代,但是普通话水平和外语水平却胜过老一代。因为当地汉语方言是当地通用语言,汉语方言水平和年龄没有多大关系。当地散居蒙古族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好,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比例却很低,原因是周围的人都不说普通话。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提升和国家通用语能力建设——基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语言调查

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提升和国家通用语能力建设是民族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观察等方法，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居民语言生活状况进行考察。调查显示，当前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总体状况良好，推普工作成效显著，国家通用语在青壮年和学生群体中的普及率较高，“双言”现象普遍。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通用语能力对个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青壮年语言能力与受教育程度、择业、经济收入关联度较高。然而，当地仍存在一些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语言问题：州内语言呈碎片化；民族语衰微，呈老龄化态势；国家通用语普及存在不平衡现象，学生群体整体缺乏国家通用语普及对国民语言能力提升重要性认识等。本文建议以“通语”为核心任务，制定推普助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重视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扎实助推巩固拓展当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重以国家通用语为基础的多语能力的提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加强地方语言文化科研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当地语言文化产业，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新语境与农民语言能力的新构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农民观念的转变、现代化素养的培育、各种能力的提升，相应技术的获得，这离不开语言能力的提升与发展。一方面是由语言的符号属性、工具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并通过它在信息传播中的介质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在经济增长中的助推力来体现的；另一方面也是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新发展业态的形成、现代化生产生活环境改变所致语言使用环境的变化相关。农民的语言交际范围不断扩大、语言传播对象显著扩展、语言传播的载体发生巨变、对农民语言传播技巧与策略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民要不断提升其语言习得能力，尤其是习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其交际能力，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语言能力；要不断提升他们的语言传播能力、语言技术处理能力、语言管理能力等提升性语言能力，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并发展农民建构性的语言服务能力、语言文化建构能力等。     

从蒙古族人名特征看农区蒙古族文化变迁——以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西地区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涵化较为突出,烟台营子村是其中一个有着百余年农耕历史的蒙古族村落,村落中老年人群体、中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等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名字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从老年人群体宗教化蒙语小名与宗族化、＂移写式＂汉语大名并存的双名制,到宗族化特色与时代性色彩杂糅的中年人群体的姓名特征,再到当下张扬个性的青少年群体的姓名特征,历时性地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起名习俗,可以映射出该区域蒙古族缓慢而深刻的文化变迁历程。     

语言迁移视角下的蒙古族英语专业词汇教学

透过学习迁移理论中的语言词汇迁移现象,理清蒙、汉、英三种语言词汇的构成特点,强调重视英语语言规律和英语教学规律,以求把握蒙古族英语专业词汇教学的正确方向。     

新疆伊犁地区东乡族语言状况调查

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新疆东乡族母语使用的五种状态,并从语言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探讨了东乡语中其他民族语汇的融入和东乡族语言兼用、转用情况;还对东乡语发生变迁的影响因素和语言使用的场景进行了说明,认为新疆东乡语已经成为一种衰变语言,并对它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些判断。     

论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以李世相《蒙古族风格钢琴组曲》为例

内蒙古草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音乐方面更是丰富多彩，富有地方特色。这样的民族音乐写成西洋乐器演奏曲谱，用钢琴来演奏时，民族作品与西洋技法的融合上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蒙古族民族文化、演奏作品的内容等方面来理解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提高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的演奏能力。以李世相的《蒙古族风格钢琴组曲》为例，从音乐特点、旋律和节奏这几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和诠释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     

西南民族地区村落学前儿童发展现状调查研究——基于白、傣、羌、壮四个民族的实证分析

儿童发展关乎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关乎社会公平公正。聚焦西南民族地区村落学前儿童发展现状，对白、傣、羌、壮4个民族9个村落幼儿园3~6岁儿童的体质健康、认知、语言和社会性发展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从儿童发展各维度来看，西南民族地区村落学前儿童身体协调性及下肢肌肉力量、平衡能力发展较好，体格发育、灵敏素质、爆发力和上肢及腰腹肌肉力量较差，营养问题较为凸显；数量认知和空间认知发展较好，时间认知和类比推理发展较差；语言（汉语）理解能力较好，语言（汉语）表达和阅读能力较差；生活技能发展较好，交往品质和行为控制发展欠佳。从不同年龄、性别和民族的儿童发展来看，各维度发展水平随年龄增长而提高；白族儿童整体发展较好，傣族儿童身体素质发育较好，羌族和壮族儿童整体发展水平欠佳。因此建议：加强民族地区村落学前儿童的医疗和膳食营养服务，研发适合民族地区村落的学前教育本土课程和教材，多途径促进民族地区村落幼儿园教师的增量提质，实施对民族地区村落儿童家庭的专业干预与心理支持。     

关于如何净化及规范蒙古语言杂化现象之我见

广泛存在并蔓延于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的杂语（混合语）现象，从根本上破坏了蒙古语言的规范化，玷污了纯净的蒙古语言，给蒙古语言的丰富发展及蒙古民族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用大量的事实分析论证杂语现象的成因及后果，主张屏弃杂语，规范及净化蒙古语言，强调努力拓展蒙古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使其发扬光大，永不衰落。     

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

蒙古语是东胡后裔诸语言中的一支 ,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室韦人的语言被称作原蒙古语。原蒙古语经过一系列突厥化过程而形成古蒙古语。研究蒙古语的形成过程 ,必须结合东胡后裔的历史来观察东胡后裔诸语言的发展 ,及其同蒙古语族各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对原蒙古语的研究 ,于蒙古族族源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和谐语言生活的建构

构建和谐农村语言生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乡村振兴的新理念为农村语言生活提供了新语境和发展机遇,对农村的语言治理、语言生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提升、语言服务及农村主体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农村语言生活涉及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级和社区、群体、领域三个维度。构建和谐农村语言生活须充分了解农村语言生活实态,将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与乡村振兴目标相结合,制定合适的语言规划。为此,应当聚焦提升农民语言能力,促进语言沟通和谐;构建良性互动语言关系,保持语言生态和谐;重视农村语言治理,助力语言文化和谐;实施乡村推普方略,推动语言现代化和谐四个方面的任务和目标。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语言文字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的主要载体,乡村语言生活是三农问题发展情况的重要截面,乡村语言服务是三农问题发展过程有力支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法》,将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个方面,分析乡村语言生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变化,以及乡村语言服务乡村振兴的相应对策路径。最后从城乡融合和扶持监督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和语言服务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