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民初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行程中，清末民初文学是其艰难的过渡期。考察清末民 初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不难发现，在“世界走向中国”的文化大背景下，形成了基本是单向输 入、被动接受的文化传通现象。期间，文学翻译在整个文学变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学救 国、文学启蒙的声浪在清末民初成为一种时代的强音，甚至给人以过份强调政治色彩、使命意识的 感觉。     

高校政工干部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角色定位

高校政工干部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要扮演领导角色,又要扮演心理咨询师的角色。高校政工干部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中要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其核心和统筹规划作用。     

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英、法文学译介的跨文化解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英国、法国文学,摸索了剔除、强化和妥协等三种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途径,形成了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翻译现代性”理念与实践。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经“翻译”而来的文学“现代性”追求是复杂而多向度的,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只是一种打通了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界限的中国“现代文学”构造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与冲突间的跨文化抉择,也是一份消弭了文学性／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而呈现出自省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交混的矛盾而又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论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文学社会责任问题

文学社会责任是人们对于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当然诉求,在古代中国,文学社会责任是通过对文学政教功能的讨论而建构起来的。作为文学社会责任话语的古代形态,对文学政教功能的强调贯穿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进程之始终,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重提文学社会责任问题,与文艺界的创作乱象以及文艺批评的失语密不可分。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亦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先进文化的发展、民族优良传统的弘扬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密切相关。     

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     

“五四”新文学的空域背景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世界甚至宇宙的空域背景中考量“五四”新文学,其学术意义便是突破从时代角度考察文学背景的单一性思路,并可整合文学中的地方色彩、“福斯泰夫式的背景”以及“都市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命题.文学的空域背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作品展现的具体场景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又有着原则的区别和鲜明的学术界限,它是指文学构思和文学写作中的空间因素和地域因素,承载着并通过不同方式呈现出某种文化、思想乃至政治的内涵.五四新文学的空域背景,就是新文学家在构思乃至文化写作中作为背景起着某种参照、召唤作用的空间和地域因素,这种空间和地域因素往往带着相当浓厚的文化内涵、思想意味乃至政治寓意.     

晚清报刊与文化大众化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①其中,文化上的大众化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信息传播的载体,“社会变革的代言者”②——报刊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为举世所公认.那么,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代言者”在文化上的作用如何?本文将详讨论之.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文学"风暴"与制度的承袭和变迁--关于"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再思考

“新时期”之初 ,文学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展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何以文学会起到如此作用 ,它与传统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变迁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这类重要的问题 ,长期都没有给以真正的思考。本文将制度转型与文学功能的发挥联系起来 ,揭示出当时的文学革命 ,一方面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变革 ,另一方面又在更深处 ,为文学与政治的疏离 ,建构新的文学、文化运行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事实对“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的证实

本文用7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乡经济制度变革总体考察和单项制度变革考察所获的经验事实来证实“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一、农业中从家庭承包制的产生、扩散、完善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和发展,农民、“基层干部”、中央政府及其官员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二、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及相应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同样有多元主体介入,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三、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开始由地方政府发行,随后一直由中央政府主导,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发挥了不同作用。四、在广东三茂铁路体制创新这一具体案例中,民众、广东省政府、三茂铁路公司、中央政府联合行动,又各自扮演具体不同的角色。在以上四方面的创新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角色又常常发生变化或可以变化,每个主体都可能转换自己的角色。     

明清文学世家的基本特征

文学世家是一种与文学流派不同的作家群体,其基本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在明清文坛上,文学世家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文学世家的形成有其多种原因,文化积累和文学传承是其形成的基本规律。文学世家在创作上会具有一些家族文化意味,其具体表现是在文学活动中的家族群体参与、家族意识及家学传承。与文学流派有很大不同的是,在文学世家中女性文学创作是一个重要存在,并成为文学世家的文学亮点之一。文学世家在明清文坛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主要表现为一个文学世家在理论或创作上某一方面的优势或特点,既是对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也往往成为某种文学样式在一定时期内的代表。     

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具包容性的空间。一方面,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形成了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但这种对峙的特定表现为,左右翼阵容不仅在文化、文学层面上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而且在香港扮演"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上皆有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文坛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左右翼一时的强大并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改变,所以,战后香港文学接纳了被内地左翼文学排挤的其他新文学传统。此期的香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化"殊途同归",现代派文学则扮演了政治突围的角色,独立的"香港意识"得以发展,香港文学"主体性"得以建成,由此逐步产生出新的香港文学范式。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指的是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块。在50年代到70年代“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 ,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 ,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 ,文学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变动的特点 ,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三块空间 ,在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 ,出现了构建“全球化”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家园的倾向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 ,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 ,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 ,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 ,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着重讨论了弗莱的《伟大的代码》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提出一种既带有精英意识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和去经典化尝试的经典重构策略 ,认为这是使得当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面相、阐释与实践：近代“迷信”话语的三次建构（1900—1937）

1900—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权更迭和思想激荡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由日本传入的“迷信”一词，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历经三次社会建构，而个体、群体和政党依次充任三个时期的建构主体。从“迷信”话语建构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清末新政时期是“迷信面相”的呈现阶段；五四时期是“迷信”话语的阐释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反迷信”的实践阶段。从“迷信”话语折射出的思想冲突来看，“中体西用”和“崇尚西化”构成知识分子认知冲突的内在逻辑，而国家权力不仅可以限定“迷信”的指涉对象，而且在舆论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迷信”话语建构的历史趋势来看，其内在逻辑不以权力干预而转移方向，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适的社会语境下，沿着既往思想路径循序渐进和逐步升华，最终内化为人们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的一部分。     

现代化语境下的六朝文学观念

六朝文学观念在 2 0世纪上半期得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正面评估 ,中古文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富有收获的发展阶段。文选派虽然在五四时期被当作“妖孽”看待 ,但其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阐释而融入当时的文学思潮中 ,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六朝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朝文学构成了当时文学批评史最为重要的内容 ,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认以及“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提出亦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与此相应 ,从审美的角度看待六朝 ,人们也得出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结论 ,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把六朝美学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文学复古与儒学复兴──中国文学复古现象论略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复古运动是极其频繁的。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新生思想对古老风尚的眷恋和回顾,曾被称为一种纯粹的“中国现象”。①为什么中国文学极易产生复古现象？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深入思考此类问题的结果使我们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扮演“亚宗教”角色的儒学上。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复古现象不只是文学自身的调整与变革,它与儒学复兴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是文学复古现象赖以产生的基础,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一、儒家学说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与儒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