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泽主义”与日美外交

今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出访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了强调以亚太外交为中心的“宫泽主义”。宫泽首相说,该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外务省官员称:“这次是自1977年福田首相访问东盟发表福田主义以来,我国制订的综合性的对亚洲政策”。“宫泽主义”的发表是日本政府对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所做出的进一步调整,标志着日本美亚并重的外交倾向。它不仅给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因素,也将给日美关系乃至日本的全球外交带来深远影响。     

近年来日本对缅甸政策析评

近年来,日本创建拓展日湄、日缅合作机制,以缅甸政经变革为契机,恢复、强化对缅政治外交影响力,实施对缅大规模投资与经济合作,推进对缅民间和公共外交,启动战略与军事防务对话合作。除经济拓展和日本"缅甸帮"推动之外,日本近年来对缅政策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遏制与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和缅甸的影响力、以及促使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牵制和压制中国维护东海和钓鱼岛主权的正当行动和诉求。展望未来,在中日东亚战略对峙业已形成、安倍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新外交防务政策背景和框架下,日本对缅政策,对中国深具警示意义。     

日本亚洲政策新趋向

随着21世纪的日渐临近，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社会正面临着冷战结束后最严峻的挑战。为了在未来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取得主动，1996年初，桥本首相上台伊始，即着手调整和制定新的对外政策，明确表示：要在继续维护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适时开展独立外交，“以自我的主动精神采取行动”，使日本成为“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围绕这一基本方针，日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新的趋向。继续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谋求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坚持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发展日美关系是日本一贯奉行的基本外交主张，桥本上…     

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历史见证未来--兼论日本对“海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的破坏

古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国家塑造了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和平友好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但到近现代,这种精神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受到西方殖民者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被迫中断。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传承这种精神。而当下,日本在东南亚推行“价值观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并以ODA离间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企图破坏这种精神的传承。对此,中国必须及时应对。     

浅析澳大利亚的东盟政策

澳大利亚在东盟有着多重战略利益:经济上,东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安全上,东南亚地区是澳大利亚对外防范的主要区域;外交上,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有助于澳大利亚实现"中等强国"的目标。为增强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吉拉德政府执政后不断加强与东盟组织以及东盟主要国家的合作并介入到南海事务之中。从多个维度来看,未来澳大利亚融入亚洲、重视东盟的政策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与东盟关系:睦邻外交的范例

冷战结束后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决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近几年来 ,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引起世人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睦邻外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盟在中国周边外交议程中的地位日益突显。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大手笔是中国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思想的重大举措 ,也是中国要做一个积极负责任大国的具体表现。中国东盟睦邻外交的实施背景是什么、具体内容有哪些方面及其隐含的意义如何 ,无疑是认识该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文拟就此做一粗浅分析 ,以就教于方家     

均势理论与东盟外交战略转变探析

自东盟成立以来,其外交政策重心几经波折,身为实力弱小的国家间联盟,外交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而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战略支撑也同样关键。冷战结束后,东盟把外交战略重点从依附和试图中立向均势外交转变,源自西方的均势思想在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均势理论成为贯穿东盟新时期外交战略的理念,在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理论支撑作用。东盟依托该理论,成功完成了外交战略转变,实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试析冷战后印度对东盟的经济外交

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大力推动对东盟的经济外交,积极推进大国战略,印度与东盟的关系也因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双方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对话机制,并决定成立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额也呈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印度有进一步加强经济外交的趋势,与东盟的合作前景看好。     

互信的建构与中国-东盟经贸发展

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与相互信任关系是相辅相成和相互建构的。中国的东盟外交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有助于中国—东盟实现繁荣、互利与共赢。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依存关系的加深也有助于彼此信任关系的不断深入,有助于形成新的地区认同感,中国与东盟关系已逐渐形成安全互信与经贸发展良性互动的积极态势。     

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菅直人内阁秉承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立足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亚洲国家展开日本外交。其中,亚洲外交与政策成为菅直人内阁外交中最重要的课题。对美关系基本上属于依赖与维持型的关系;而同亚洲的关系则属于增长型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新内容且更加充满活力。菅直人内阁重视对亚洲、中国的经济关系,认为越来越起到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中日撞船事件中的错误对策却导致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菅直人内阁也重视韩国、东盟和印度等。借日韩合并100周年之际,以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来拉近日韩两国的关系。     

试析东盟的全球战略及中国的对策——多边外交视角

东盟涵盖了东亚相当部分的地理区域和国家、人口,因此任何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和规划蓝图都不能将东盟排除在外,其地位不容忽视。冷战结束后,东盟对世界进行了新的认知,提出了大国平衡战略以维护东盟国家的利益,笔者从多边外交视角看到了东盟的全方位积极外交,对其定义为全球战略,并探讨其在东亚乃至实施全球战略时的桎梏,以期对中国对东盟的战略选择有所益处。     

新世纪日本对非政策及其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非洲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本国经济的发展,日本也对其非洲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调整,其对非外交呈现出积极姿态,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进一步加大,以求全面增强在非洲的影响力。本文意在探讨日本对非政策调整情况及未来日本对非政策的走向,以便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论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对日美关系的影响

战后日本利用冷战格局推行"向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冷战结束后，日本对美国的依附相应地减少，欲与美国平起平坐，争当世界"政治大国"，因而引发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摩擦与矛盾，但是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共同需要，两国又互相协调和利用。     

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 ODA 政策的思想实质--以日本3个代表性的东南亚外交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带有赔偿性质的经济援助反映出日本缺乏对受害国真诚的悔意，体现日本政府的反人道主义实质。六七十年代，日本利用 ODA 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经济外交，用狭隘民族主义帮助其实现经济大国梦。七八十年代，日本利用 ODA 积极参与调解柬埔寨问题的政治外交，用和平主义伪装掩饰其追逐政治大国的野心。ODA 越来越成为日本掩盖其外交政策真正意图的战略工具。     

东盟的经济状况与展望

东盟——东南亚各国联盟成立于1967年,当时包括5个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经济基础差、落后,属于发展迟缓的国家。由于这种困难和成员国之间种族、语言、宗教、政治体制的不同及潜在的一些冲突,谁也没有料到25年后,东盟已成了世界上诸如欧盟、美国、日本这些经济强国的对手。东盟的经济潜力和发展速度日益加大,成员     

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和东盟国家的刻意互动使得双方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全面提升.中国与东盟关系中也事实上存在着台湾问题并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台湾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与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也与东盟国家对华战略有关.双方关系的提升对中国与东盟关系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对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构成威胁,也增加了我国的外交成本.我国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在中国东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解决,待条件成熟后,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矛盾和分歧的一揽子解决.     

冷战后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

冷战时期因政治因素而受到严重制约的印度与东盟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全球区域主义的兴起、东盟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印度的主动出击而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在进入新世纪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不仅为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对外发展战略、东盟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带来了变化,还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历史得失与政策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重要外交方向,其中政党外交发挥着特殊作用。本文回顾了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后冷战时期中国对东南亚政党外交的历史得失,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东南亚国家特殊政党政治生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开展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并从政治观念与国家利益、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制度化途径与领袖魅力等三组平衡关系出发对中国同东南亚的政党外交提出政策建议。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