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越在东吴立国中的作用

三国鼎立时期,孙权对江南山越发动频繁的战争,颇引人注目.陈寿在《三国志·吴书·贺齐等传评》中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这一观点一直为后世所认确.可是对史实细加考察后,这个民族生活在东吴政权腹地山区,对孙     

从《语助》到《音释助语辞补义》——关于我国系统研究文言虚词最早年代的考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之后加了一条附注,全文如下: 关于卢以纬氏的文法著作,大白先生早就提到《助语辞》,我们年来略事收集,开承朋友们帮助摄影、抄录,已经得到四种本子。其中三种都是以“助语辞”为名:(1)明代出版的《新刻助语辞》,见胡文焕编的《格致丛书》,书前有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胡文焕氏《助语辞序》;(2)清代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康熙丁酉年(公元1687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3)日本出版的《重订冠解助语辞》,享保丁酉年(公元1717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这些名为“助语辞”的书,都是卢     

关于《商君书注译》两处注释的商榷

高亨先生《商君书注译·垦令第一》 :“声服无通于百县 ,则民行作不顾 ,休居不听。”亨按 :声服当作声技 ,技服形近而误。声即声乐 ,技即今语所谓“杂技”。说详新笺。笔者按 :“技”、“服”除了皆从“又”外 ,字形并不很相近 ,要误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且即使在《新笺》中 ,高氏也没有提供直接的书证 ,如果严谨一点 ,也只能说“服”疑为“技”之误。其实“服”未必是误字 ,《诗经·小雅·六月》“共武之服” ,《笺》、《尔雅·释诂》并云 :“服 ,事也” ,窃以为“声服”之“服”亦当训为事。又《诗经·大雅·灵台》“瞍奏公” ,《传》 :“…     

玄言诗述论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发玄理为主旨的哲学诗,主要盛行于东晋时期。沈约说: 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 自建武(晋元帝年号,公元317年)暨于义熙(晋安帝年号,公元405—418年), 历载将百(《宋书·谢灵运传论》)除钟嵘的《诗品序》把玄言诗的主要流传期提前到西晋永嘉年间外,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大体上都认为玄言诗兴盛于     

王羲之生卒年辨证

王羲之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就我所见,至今已有五说。一说是公元321—379年。此说源出羊欣《笔阵图》:王右军年三十三书《兰亭序》。清学者钱大昕根据此说,在他的《疑年录》中载:“王逸少,五十九,生大兴四年辛巳,卒太元四年己卯。”大兴四年为公元321年,太元四年为公元379年。今人史学家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采用此说。新编《辞海》也用此说。二说是公元303—361年。此说源于唐张怀瓘《书断》。《书断》载:“王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升平五年为公元361年,逆推生于太安二年,即公元303年。宋代学者黄     

“集”部书说略

“集”部分是指历代作家的诗文总集、别集(专集).其中文学书籍占了一大部分.总集始于三国魏.钱基博说:“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现代中国文学史·编首·中古》)可见总集是汇录多人诗文等的结集. 总集的名称,始于六朝,是南朝梁阮孝绪(公元479-536年)所定.他所撰《七录》序目中说:     

历史的选择——关于《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

黄念田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后记》中说:“先君以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间任教于北京大学,用《文心雕龙》等书课及门诸子,所为《札记》三十一篇,即成于是时。”据此,已故著名“龙学”家牟世金先生指出:“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说明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因此,具有现代意义的“龙学”已有了近八十年的历史。八十年“龙学”的发展,结出了颇为丰硕的果实。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大陆已出版《文心雕龙》研究专著70余部(种),发表研究文章1600余篇;香港、台湾已出版专著50余部(种),     

陆游卒年考略

关于陆游的卒年问题,历来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宋史》本传谓:“嘉定二年(1209)卒,年八十五。”宋·张淏《宝庆续会稽志》、清·赵翼《陆放翁年谱》,均主此说。自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出“嘉定庚午(1210),年八十六而终”以后,元·方回《瀛奎律髓》、清·钱大昕《陆放翁年谱》即主此说。近年来,陆     

“政治”概念刍议

“政治”这个概念,自古以来,有过各种解释。我国最早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就说过“政事懋哉懋哉”。儒家认为,“政者正也”,或曰“政以正民”,其作用是“正人之不正”。治者“理也”,就是治理人民。《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说苑·敬慎》:“<晋>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在我国古人看来,政治含有国事、政事以及集体生活中的事务等多种含义。据此,后来孙中山先生对政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的这个定义,包含着一定道理,即指出了政治的社会性,同时也有一个     

《释名》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刘熙所著《释名》是我国早期著名训诂著作,与《尔雅》、《方言》、《说文》齐名。对于它以声训“推论称名辨物之意”,前人已有很多鞭辟入里的阐发。但是关于它的作者却还存在不少有待廓清的疑问,至于它成书的确切年代则更是个悬案。由于资料的极端匮乏而且每有抵牾,刘熙的生平事迹今天几乎一无所知。《三国·吴志·程秉传》云:“(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士燮命为长史”;《薛综传》:“(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士燮传》:“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阝少马)为交州刺史。(阝少马)到,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书后

一九三○年秋,我进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第二学年秋季开学,我选读了顾颉刚先生所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在讲义中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为了让同学了解汉代的制度,当时还印发给班上同学每人一部《汉书·地理志》,作为《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我读了这一段讲义之后,又把《汉书·地理志》翻阅了一遍,觉     

更羸、更嬴和更赢

一九六四年中国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成语故事》第一辑六十七页“惊弓之鸟”条下说:“更羸(gēngléi)是魏国有名的射箭能手。有一天,更羸跟魏王到郊外游玩……”一九七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语词分册》五十五页上说:“战国时魏国有更嬴”。一九七八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惊弓之鸟”条的解释说:“《战国策·楚策四》记载,更嬴在魏王面前用空弓虚射一下就打下一只雁来,更嬴说,……”     

论韦应物滁州诗作的现实性

韦应物是盛唐、中唐之间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生年,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他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关于他的卒年,现代学者均属推测,并不能确指。孙望师在《蜗叟杂稿·韦应物事迹考述》中说:“应物罢守苏州后,除曾写过两三首诗以外,就再没有看到他有其他的诗,大约此后不久也许是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左右,就死在苏州了。”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中说:“我们可以大致推测;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公元七九一至七九二年)卒于苏州,此时已罢苏州刺史任,其年岁为五十五、六岁。”周夷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中说:“韦应物罢守后不久即死去,他的卒年当在德宗贞元六年(公元七九○年)左右。”本文从孙先生之说。     

《三都赋》何时写成

左思藉以扬名的《三都赋》究竟完成于何时,众说不一。韦凤娟同志说:“在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三都赋》问世了”(《文史知识》1982年第七期);《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1983年4月第一版)则认为“《三都赋》早构思于左思居临淄故家时,却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查《晋书·左思传》载:“(思)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而张载是于“太康     

白部考述

一、白部非“白虏” 慕容鲜卑为苻秦氏人时称“白虏”,是为确事,《魏书·徒何慕容魔传》明言:“西人(指苻秦氏人)呼徒何为白虏。”但今人又常将十六国时的白部视作“白虏”,却为一桩史误。且看下述例证: 1.《魏书·序纪》: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止,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三十九年为公元258年。查同书《徒何慕容魔传》和《晋书·慕容魔载记》等,可知此时慕容鲜卑酋长或     

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先生曾来复旦发表演讲。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翻八一年新版本《鲁迅全集》十四卷《日记》注释,见:“往复旦大学演讲,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讲稿佚。”(P.681)在第四卷《三闲集·序言》里又有一条有关此事的注释。鲁迅先生“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P.6)马蹄疾先生在他的《鲁迅演讲考》一书中还更进一步地说:“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     

“止戈为武”辨

<正> 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根据《说文》认为:“武字本作(?),从止从戈,《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文,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力止息干戈,保卫和平.”《说文》对“武”的形义分析是借用楚庄王的话:“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此说人云亦云,流弊深广.语言学界至今尚无专文研讨.现谨写短文,试探“武”的本义.     

“台”辨

说到台，自汉代以来，一般都认为它是一种积土而成、高而上平的建筑物。例如：《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毛传：“四方而高日台。”《楚辞·招魂》：“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王逸注：“无木谓之台。”《尔雅·释宫》：“谓之台。”郭璞注：“积土四方。”《辞源》：“台，高而上平的建筑物。”《中国古代衣食住行》（198年第1版第118页）也说：“台均为土石堆积而成。”诸家说法侧重点不同，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积土成台，高平无木。（唯姜亮夫先生作《楚辞通故》引《左传·僖公五年》“公既视朔，选登视台以望”及杜…     

赋诗与歌诵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三·〈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说:赋诗就是歌唱入乐的诗,诵与歌意义本同,所谓“不歌而诵”,不过是汉人妄生分别的区解。他举例说: 但歌诵原是互文。先就动词方面看,……‘公使歌之遂诵之’……可见是同义的。再就名词方面看,《小雅·节南山》说“家父作诵”,《四月》说“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说“吉甫作诵”,《桑柔》说“既作尔歌”,可见是同义的。但这些话都靠不住,俞平伯先生已商榷之。作为旧话重提,今为撮录其要,参以己意,辨之如下:     

樊宗师生卒年考

樊宗师字绍述,南阳人,韩愈的好朋友,唐代著名的古文家,他的古文在当时很有影响。关于他的生卒年,《新唐书·樊泽传附樊宗师》没有记载(《旧唐书》无传)。修订本新《辞源》说:“樊宗师;公元?——821?”这是不知道樊宗师生于哪年,有必要加以考证;又认为他大约死于公元821年,就是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值得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