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及中华文明蕴涵的全球治理智慧

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这种交流,对推动中国和拉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缔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而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文明,也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有助于联结中国文化与拉美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与经验。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美］杜维明宋明儒学，如果根据日本岛田虔次先生的提法，可以说是东亚文明的体现。也就是说宋明儒学的兴起，如果从中国的儒学的发展来看，是儒学第二期的发展。第一期是先秦两汉，经过了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以后，在思想上，大家一般的提法是儒学衰亡...     

东亚儒家文化对21世纪新文明的贡献

工业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人类的精神空虚和物化意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等。工业文明的弊端使人类急需寻求一种新文明以改造或取代工业文明。这引发了人们对21世纪新文明的讨论和憧憬。这种新文明更注重人类精神层面的追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倡导各文明的和平共处。东亚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新文明的建设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儒家文化中的以人为核心、忧患意识和崇尚和谐等思想对于新文明的建设将产生巨大贡献。     

儒学与现代东亚价值观

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东亚国家近现代时期主要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现代东亚文明在精神层面其核心是现代东亚价值，这种价值观的思想根基显然是儒学。事实已经和仍在继续证明，东亚模式基本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儒家文化既处于东亚模式的结构性关系中，又处于历时性关系中，随着东亚模式的更新、完善和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塑造。因此，儒家文化可以与现代化相结合，现代化割不断与传统的联系，在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发展现代化事业，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好这种儒家文化传统资源，应当是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教文明在现代化当中作用的再评价

儒教作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儒家文化褒贬不一。一个多世纪间,儒家文化曾一度被边缘化,学术界也曾掀起一场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学热。然而时至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儒教文化是否仍有适应性以及时代价值,已然成为学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结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儒学的主要观点,来重新探析儒教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儒学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当今社会,儒学要得以发展,必须认真回应时代的挑战,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生态危机是一个迫切需要回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儒学生态伦理思想和环境保护理念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对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现代儒学与中华文明之“常道”——基于文明论视域的考察

要准确把握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须坚持从一种更全面的文明论视域出发,不仅承认多种文明同时共存,而且承认各大文明自成一体,各有相对普遍和独立的"文明之道"以及作为灵魂与核心的"常道"。长期以来人们将提倡"常道"与"思想自由"简单对立起来,这在学理和事实上其实都站不住脚。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做出贡献,它在百余年来的探索过程中已开掘出"技/学"、"政/教"、"理/道"、"礼/俗"四大层面的内容。现代儒学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须围绕这些层面展开,真正实现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太空文明时代与文化守正创新

人类本体论应是时空合一本体论,在时空维度中,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已经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发展到了"太空文明"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应重新评估以儒学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入地认识其特质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准确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价值立场,实现文化的守正创新。     

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所谓"东亚儒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各地的儒家传统虽各有其地域特色,但中、日、韩的儒学传统却有异中之同,这就是它们都分享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东亚儒家坚持"人之可完美性"的信念,与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东亚儒家以"人之可完美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身心一如,(2)自他圆融,(3)天人合一,(4)历史意识,这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以和谐为特征的世界观。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国际比较的视角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科举文化圈"形成与解体的重要背景。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科目设置、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在东亚教育史上,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从废科举过程考察,东亚存在国别差异。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从近二十年儒学讨论看东亚区域意识的强化

1978年以后,关于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持续了二十多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众多学者参与了这一讨论.在讨论中,认同儒学对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儒学是东亚社会教育的根本,是东亚经济成就产生的文化根据,是东亚人的心灵皈依之所成为主流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区域意识的心理和情感基础.东亚区域意识作为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共谋发展的观念是有正面意义的.但全面强化东亚意识,以此对抗"西化压力",导自区域自固观念的强化就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儒学的人文关怀与现代制度文明

西方现代制度的不足在于重程序而轻实质、重形式而轻内容、重科学而轻人文,故其要朝着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善于汲取包括儒学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精神文化成果。儒学的人文关怀对现代制度有补给意义,其人本观与人权、民本观与民主、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体制,皆有某种程度的相容性。东亚现代工业化的实践证明,作为后发的国家不能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制度,只有将其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够享用现代制度所带来的福音。     

"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太白山召开

“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11月15日在张载故里眉县召开。来自韩国、巴西、美国、台湾及大陆的70余位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置于整个东亚文明以及儒学的现代化、文化的全球化融合的背景下的张载关学研究。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一、对张载关学研究的多元拓展。1.张载“和谐”思想的解读及其时代意义。会议体现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学者们对张载“和”、“和谐”思想的关注及其社会责任意识。刘学智、张践等学者在充分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论证了张载思想对解决时代难题、构建…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儒学研究的重要创获

儒学在现代世界的败落与凋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现代命运却不能完全遮蔽儒学所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正如日本东京大学岛田虔次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等一再指出的,儒学在历史上不仅曾经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因此,作为既具有独异特质又具有悠久历史的人类文化主流传统之一,     

也论儒学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个拥有深远传统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世界之文化性格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学理所当然地内涵着普适性的人类价值,包含着有助于新型文明建设的原理和法则,然而这些原理和法则只有进入现实世界之中,接受时代精神的灌注,在对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些民族时代课题的积极应答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的对话和融通中,才能获得生机从而实现其潜在可能性,否则就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信条和有待生发的文化“种子”而已。无论如何“弘扬”,儒学都不会作为一个曾经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复活,也不会作为一个既在的文化传统被零打碎敲地“去糟取精”。儒学不需要拯救,需要拯救的只是我们作为历史与权利主体的热忱和良知！     

从东亚发展谈儒学超越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迅猛发展，引起了“儒学价值”在当代的大讨论。儒学在现时代的应用和推广，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突破和超越传统儒学，创新、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体系，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     

从亨廷顿“文明意识”论孔学前景

（一）在过去一、二百年间,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出现了很多危机,因此引起中外人士对中华文化传统和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学,作出很多负面的批评。近一、二十年来,西方文明也出现了很多危机,而亚洲文明则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可观的成绩,因此又引起中外人士对中华文化和儒学,提出了不少正面的议论。这些负面的或正面的论议,每每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带有很多感情因素。面对二十一世纪前景,我们需要对中华文化传统和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学,多做一些深入的客观研究和理性分析。这一说法,并不表示”价值观念”和“感情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