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日本"ODA毕业论"提出的国内原因简析

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始于1979年,作为对华关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曾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国际 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日本于 2004年提出了对华“ODA毕业论”。本文试图就日本在中日关系不断冷却的背景下提出 对华“ODA毕业论”的国内原因作一简单剖析,从而为我们如何应对对华“ODA毕业论” 提供思路。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论抗战时期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

以往对战时中日经济关系的研究,着重于日本对华经济资源的掠夺,而忽视其削弱中国国力的一面,没有把日本的经济行为研究和战略行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本文试图以后者为切入点,从二者的结合上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作一研究,以深化对战时中日经济关系的认识。一、削弱中国国力是日本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目标　　日本削弱中国经济力的战略目标可以分解为个重要的子目标：一是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二是遏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掠夺经济资源是从经济资源的总量上削弱中国的可控能力。这一战略目标的思想相当广泛地体现在日本有关侵略中国东北、华北…     

近卫文麿与第一次新党运动述略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内政局混乱,近卫文唐为抑制军部、控制政局,实现内政、外交的一元化和政战两略之统一,主张必须创建"自己的政党".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近卫在发动侵华战争、强化国内法西斯统制的同时,联合各党派团体开展了新党运动.本文对近卫与第一次新党运动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1991—2020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     

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日本企业对华经贸——体制改革、战略调整和发展趋势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直是日本企业对华贸易战略调整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起步阶段,面对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日本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加强与中国各部委、研究机构等所属企业和地方企业的贸易合作,大力开展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等;改革开放深化阶段,随着我国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使日本企业确立了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的对华战略,开展贸易型投资,构建沿海物流网络;入世后,随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制深度对接,日本企业则采取了综合战略,构建涵盖商品流通各个环节的综合贸易和销售网络,以及"三位一体"的物流体系,提供全球性供应链管理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本企业对华战略的积极调整极大地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困境与机遇--美国对华战略中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思考

美国对华战略以遏制为主,造成中国和平发展的困境。但是,全球化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变化,即使在美国的对华遏制下,中国仍有一定的和平发展机会。同时,中国更应关注到美国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的调整,中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正在扩大,为中美地缘政治合作提供契机,其中蕴含着诸多和平发展的机遇。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在导致对台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变更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为有效实施亚太战略,极力对日本施加影响,力图将日本的对台、对华政策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也始终把从总体上保持日美“战略一致”,加强日美基轴关系,视作处理对华及对台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因素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立足于这一视角,分析日本…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的结构研究——基于BEC分类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87-201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基于BEC分类的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作为中国重要投资来源的日本FDI与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与其初级产品及中间产品的出口、最终品的进口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基于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以及日本对华输出半成品在中国加工包装,一部分在返销国内的这种特殊投资模式,为中国合理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提供借鉴意义。     

浅析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日本经济长期占据亚洲霸主地位 ,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它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空间 ,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全面增长和东亚国家合作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是近年来两国经济合作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日本已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 ,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排序 ,在所有来华投资国家中 ,日本仅次于美国 ,居第二位。随着中国加入 WTO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日本许多企业更加看好中国市场 ,扩大对华直接投资。在此形势下 ,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日本对…     

199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结构变化

199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不断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和生产要素等方面的特点,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结构特点既具有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近年来在外国对华投资快速增多的趋势下,日本的对华投资增加缓慢,甚至有下降趋势。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模式、成效及启示

自2010年日本政府放宽对华签证以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基本呈现大幅攀升趋势,2015年后一直位居外国访日游客首位。大量观光客的访日一方面对提振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以公共外交为考察视角,首先对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性质及模式进行界定,提炼出三类公共外交模型,并结合该外交行为的实施过程与方式,考察了其对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上升趋势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与"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二者间的关联度,及其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地方创生"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后,本文基于日本"观光外交"的相关经验,从前期准备、实施模式以及效果互动三个方面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有所助力。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