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审美气质的核心是“为仁由己”──兼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近代学者对于陶渊明思想本质的探讨，发表过多种意见。梁起超认为，陶渊明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胡适则认为，渊明平生实行自然主义，井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清谈的口头玄理，陈寅份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为新自然说，政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会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一文中说，“陶诗中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他以《饮酒》第二十首为例，证明“实和淳都不见于《论语》，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     

一种特殊的主谓结构

在古体汉语教学过程中,经常碰到这样一种特殊的主谓结构句式:1)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2)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蒲松龄《促织》)3)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周敦颐《爱莲说》)4)集谢庄少年之精技击者而诏之.(徐珂《冯婉贞》)有人把这类句式说成是“定语后置”,再移至于前而译作当偿的诸民”、“村中好事的少年”、“隐逸之花”、“谢庄精技击之少年”.就其大意来说,大致还说得过去,但若按照词序和结构所表达的语义来看,则是很不确切的.     

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读《庄》漫笔之七

《德充符》篇第一段前三层,中心在“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一语,所谓“审乎无假”,即明白“其宗”也。宗旨,根本是也。所守之宗与物之迁化相对,而迁化必与差异相联系,由此,所守之“宗”,当指宇宙中一种相对稳定、统一的方面。“不与物迁”的含义:从时间上说,是不随着事物的流转而流转;从空间上说,是不为万物的差异所迷惑。     

陶渊明诗歌意境的美学风貌

陶渊明诗具有意境。但为什么不少具有意境的诗没有象陶诗那样打动人们的心灵呢?陶诗的意境有些什么特点,使它表现出如此的魅力呢? 明人胡应麟指出:“元亮得步兵之淡,而以趣为宗。”是否得阮籍之“淡”,姑置不论,但“以趣为宗”却点出了关键所在。清人温汝能也说:“陶诗多有真趣。”“趣”——这就是陶诗给予人们的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它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读《庄》札记之七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读《庄》札记之七王锺陵一《人间世》篇虽已转向内心，但总体上说，还是相当注目于外部世界的，可以说，此篇内心、外在两个层面的阐述，其目的都在处理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小心谨慎地防止受到伤害。而《德充符》篇就不一样了，它所写的人是已经受到...     

陶诗漫笔——鲁迅评论陶潜学习札记

关于东晋诗人陶潜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并行。在以纤巧艳丽相标谤的魏晋六朝时代,当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蔚为风气,因而,陶诗的研究与探讨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刘勰的集文学批评之大成《文心雕龙》,竟然对陶潜只字未提;钟嵘的文学批评专著《诗品》,则把陶潜视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他的诗作仅被列为“中品”,并斥之为“质直”、“田国语”不予重视;直至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序,并采他的诗编入《文选》,从此陶潜才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较高的文学地位。特别是唐宋以来,研讨陶诗的风气日盛,但陶渊明又被许多士大夫文人打扮成为一个     

《左传》叙事体例分析——“每事自为一章”

《左传》所记述春秋年间大大小小史事的文字,约有数百篇。作者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加工,“别出炉锤,笔夺天巧”(赵翼语),叙事手法极活泼而富于变化,不拘一格。清人刘熙载称“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①,并非溢美之辞。然就其基本叙事形式而言,则无外乎两大类型:一类是用整篇文字记叙完一事之始末,即“每事自为一章”者;另一类是在若干年之中写出一事的全过程,即“分年散见,隔‘传’相接”者。本文仅就《左传》“每事自为一章”这类叙事体例的性质和特点作一些粗略的分析探讨。     

乌江·李渡·夜郎天——李白留别宗璟时地考辨

李白有《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宋十六璟》一诗,宋蜀本于题下注云:“疑乌江及宗字误。”为此注者可能是曾巩。他不了解宗璟乃李白妻弟,胡震亨已辨之甚详,兹不赘。曾巩持巫山遇赦之说,李白从流放首途至于巫山,有无乌江其地,确属可疑。而这一问题,从此遂成千古疑案。 王琦云:“按《浔阳记》载九江之名,一曰乌白江,三曰乌江。张须元《缘江图》载九江之名,四曰乌土江,六曰白乌江。《太平寰宇记》引《浔阳记》云‘九江在浔阳,去州五里,名曰乌江,是大禹所疏。’知此诗所谓乌江者,指浔阳江耳,非和州之乌江县也。”此说一出,后之注释者及研究者均翕然从之,似乎这一疑案已彻底澄清。     

略论《诗薮》之诗体流变观——以七言体为例

《诗薮》一书体现了胡应麟的诗歌流变观,是明代晚期一部重要诗歌理论著作。文章以七言体为例,兼及古体七言歌行及其所影响的七言律诗,分析胡应麟《诗薮》之诗体流变观。分别考察"辨体"与"体变"、古体七言之变、近体古体七言之变,分析《诗薮》诗体流变观之复杂性与宏观性,运动性与规律性。     

求索精神的价值蕴涵

求,则追其源,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是“敏而求之者”;索,则探其本。《周易.系辞》写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求索者,求立身之道,索立身之法,追求、探索者也。求索是一种态度,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不断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态度。“求索”简明扼要,内容丰富。一、“     

《说文》引《诗》略考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为了注音释义,《说文》一共援引《诗经》例句达380条,其中用以注音者15条,用以释义者365条。用以注音者如:《说文·目部》“(目必),直视也。读若《诗》曰‘泌彼泉水。’”《说文·瞿部》:“矍,佳欲逸走也。读若《诗》云‘矿彼淮夷’之矿。”《毛诗》“泌”作“毖”,“(禾广)”作“憬”。可见,考察《说文》引《诗》注音,不仅可以明白字的读音,还可以了解《诗经》的异文。因这易于理解,故这里略而不论。用以释义者情况则相当复杂。王念孙说:“《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日,及     

《龙洲词》艺术风格新探

过往治宋词者言及刘过《龙洲词》的艺术风格,意见互有牴牾。黄昇将《龙洲词》纳入辛派藩篱。他说:“改之,稼轩之客。训多北语,盖学稼轩者也。”而另一些论家却以为《龙洲词》非可刚于稼轩藩篱。《四库提要·龙洲词提要》说:“(刘)过词赠辛弃疾者则学其体,……余虽跌岩淋漓,实未尝全作辛体。”刘熙载说:“刘改之词……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近代的况周颐说:“改     

对陶渊明仕宦心态的再认识

对陶公思想的历史认识与总体评价陶渊明（公元365-427）素有隐逸诗人之誉。颜延之称其“南岳之幽居者”①,沈约的《宋书·隐逸传》也将他排在其中,锺嵘更标榜其：“古今隐选诗人之宗”①。总之,“五四”以前的历代评论家,大都将陶公看作是“篇篇有酒”③“不染风尘”脱离现实的“田园诗人”,奉为“隐逸之宗”。“五四”以后,既有朱光潜赞陶公之“伟大”在于“浑身静穆”④,也有陈寅恪说：“陶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家而宗天师者也”⑤。笔者认为,对陶渊明的这些评价,大都有误会与偏见。鲁迅先生就曾批评过这种以偏概全的观…     

《诗品》评陶诗发微

一、陶诗之显首推记室之功千载以下,论陶诗者,多讥锤嵘《诗品》列渊明中驷之不公,讪其局促,笑其鄙陋;而治《诗品》者,亦责仲伟显陆机、潘岳、颜延之而晦陶潜,以为意存偏袒,指为疵病。最早对陶诗作出评价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的鲍照和梁时的江淹。鲍照有《学陶彭泽体》一诗,江淹《杂体诗》中有《陶徵君潜田居》一首。江淹《杂体诗序》说:“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明确地表明“学其文体”有“品藻渊流”的用意包蕴在内。五言诗自东汉末年逐步成熟,从建安迄于晋宋齐梁,已形成作家如林,佳篇纷呈,优秀作家作品各具风格特征彬彬以盛的局面。一些大作家如曹植、王粲、刘桢、阮籍等人,不仅其体貌特征为人们所熟悉,而且,他们的风格乃至名篇佳制都已成了人们学习模拟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批评。被学习模拟的作家大都是标能擅美、独具风格特点而为人私心倾慕的大作家;学习模拟的内容和形式,往往是该作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

中和学说是朱子哲学思想发展和完成的关键.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中和旧说本来蕴含先秦及宋明儒正宗的纵贯系统义理,但由于朱子对“天命流行之体”及孟子所说的“本心”无真切契悟,又因其混本心或良心发见之发与喜怒哀乐已发之发而为一,故其在中和旧说中所说的未发已发与《中庸》不符,朱子因此自疑而放弃中和旧说,并建立中和新说.朱子中和新说在本体上将“天命流行之体”及本心性体拆散而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心体沉没;在工夫上,格物论无法正确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这样,本心失去其为内在而固有的道德创生之源之义,道德成为一种他律道德而被“减杀”了力量.本人赞同牟先生判朱子相对于宋明儒“大宗”来说为“歧出”,但认为朱子“歧出”的义理间架不是本体上理解太差的“误出”.牟先生认为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唯有“逆觉体证”一途,舍此别无他法,未免太绝对.牟先生一味强调自律道德,而轻忽他律道德,也有偏颇之嫌.     

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宗教”释意问题

中国古无“宗教”,“宗教”一词源于西方的现代宗教概念。“宗”,原本是尊祖庙,《说文》云:“宗,尊祖庙也。”“教”,原本是上行下效,乃教化之意,《说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与“教”连言者,自古只有礼教、政教。儒家学派形成之后,又有儒教,即以儒家学说为教。《史记·朱家传》云:“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晋书·宣帝纪》云:“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宗教”一词,是随佛教传入才有的。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之分派,合称“宗     

试探建国以来的《资治通鉴》研究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主编的一部我国空前的编年史巨著,全书三百余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佚),号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①.封建史学家对这部大书推尊很高,宋末元初的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