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一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它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打倒偶像,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疑古"派自认古史的"建设"不是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破坏与建设是一事的两面."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就"疑古"派的"故事眼光"与"民俗视角"而论,它之所"疑",直指"学者们编定的古史"."疑古"派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价值判断标准并非一味破坏、打倒,其精髓正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却与名山事业一道永存.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求真与批判:疑古史学的思想遗产

<正>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1992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疑古史学的是非曲直又成为一个学术焦点。现在看来,"疑古时代"的说法尽管不一定确切,但疑古思潮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直到今日,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仍是古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仍关涉到对一系列古书、古史的基本判断。今天的古     

“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对胡適的疑古论的批判

一 胡適是疑古派「理论」的创始者。 解放前三十年间,疑古、辨伪的风气,曾经盛极一时。单是「古史辨」一书,就先後出了七集九大册,集中了国内古史学界所撰写的疑古、辩伟的文字三百五十篇左右。就其影响而言,更还及於古史学界以外。     

"信古、疑古、释古"论评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这一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说.冯先生所说"疑古派"是当时特指古史辨派之语,顾先生所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是从词义学上作出解释,现在看来均有明显不足.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想.复古是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只有做到了"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它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精髓本来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疑”和“思”当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考古学也并非仅是为编史学提供地下材料的工具,而是独立探索的一个领域。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来说,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     

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现代价值

<正>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以来,学界毁之誉之,已经有很多论辩。有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明确肯定,有冯友兰从信古、疑古、释古的认识论阐释,更有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打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大旗,宣布"疑古"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时代(1)。关于古史辨派的研究,多是积聚在这些说法的旗帜下,评价其辨别伪书、史实的功绩或缺失,评价其方法论问题;但这些评价多是将其放在具体的事实性层面上,而对其在学术精神层面的评价,从更高的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角度的评价,尚嫌不足。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

<正>编者按: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界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主题多样丰富,令人眼界大开。《齐鲁学刊》编辑部也邀请相关学者于是年10月12日举办了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专题的论坛研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引起的震荡和回响。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同向旧经史系统为核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古史专家。他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并参考"疑古派"以外学人的正面性评价,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古史辨派"疑古运动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童书业先生与先秦史研究——任教山东大学期间历史观的转变和学术创新

童书业先生从疑古辨伪学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他早年已有的经济史观的思想萌芽不断发展的结果。历史观的转变使童先生的先秦史研究进入新的境界,他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和一些疑古论断作了反思和纠正,对典籍文字、社会历史的感觉变得更加敏锐和准确。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童先生的观点屡有变化,但在这种多变的背后有一种相当执著的不变,即他始终坚持尊重史实的原则和对先秦秦汉社会状况的基本认识。他在考察先秦秦汉社会形态时注重对古代东方史作综合研究,注重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东方"特色,显示出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童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等著作,将史实考据与历史规律的探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周代宗法、分封、贵族大家庭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创见,为先秦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