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人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佛教首先是一种宗教,有其消极的内容;但佛教思想中蕴涵了某些积极的内核。此文探讨了佛教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了佛教中与人为善的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作用。     

老子人本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老子思想是哲学思想,也是管理思想。老子的管理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本化特征,包 含关于人的地位、使用、激励、组织、培育、保护等方面的内容。老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既有合理 性,也有局限性。老子人本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是其对现代管理所具有的借鉴意义。老子的人本 管理思想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对于我国社会组织实施人本化管理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试论毛泽东的人本思想

毛泽东的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的首次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它在中国现当代人本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代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对人民动力观、人民本位观、人民利益观等人本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为"以人为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地位分析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更进一步同中国实践、当代实际、时代特征、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从实践和理论的双重维度,在平行的“地理空间”上,把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一个对比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横向历史地位;根据中国国情和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作“历时性”考察,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纵向历史地位。     

浅议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接受本土法律的规制,佛教教义和戒律逐步刻上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烙印。同时,佛教教义和戒律中的众生平等、慈悲报应、地狱、忍辱和合等思想也日益影响着传统法律思想,改变或强化着帝王贵族、氏族官僚以及普通百姓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观念。究其原因,佛教以儒家思想为桥梁影响传统法律思想、佛教受世俗法律的特殊规范、佛教戒律与法律的相通与互补等因素使佛教影响传统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毛泽东人本思想的文化基础

毛泽东人本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毛泽东人本思想的厚重历史文化资源;近代文化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毛泽东人本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毛泽东人本思想的根本理论基础。毛泽东人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对深入理解和践行"以人为本"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人本思想之探析

马克思人本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理论内涵可以从本体论、历史观和价值论三个方面来阐释。其内容体系体现在马克思人本思想的起点、立足点、价值诉求和终极目标等几个方面。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探讨马克思人本思想的概念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神本向人本的回归——兼论灵岩寺佛教雕塑艺术的审美特色

佛教艺术也像其它宗教艺术一样,是以神为本的.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演绎中,由于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变化,以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佛教艺术的创作者的理性创造和人本主义情结,佛教艺术的内容越来越接近人的现实生活,越来越世俗化.人本精神自然地、不自觉地乃至自觉地进现、强化甚至稳固、发展.这种情况到了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的灵岩寺宋塑罗汉像,充分体现出在佛教艺术中人本精神从神本主义的回归,既不失佛教神祉的精神气韵,又具有世俗人物的音容笑貌,表现出与神性并无矛盾的人性与人情之美.     

论三种人本观

在以什么人为本和如何以人为本的问题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形成多种多样的人本观.其中,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中国传统的伦理主义人本观、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本观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人本观.伦理主义人本观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思想旗帜;个人主义人本观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思想旗帜;集体主义人本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思想旗帜.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以集体主义人本观为指导.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论瑜珈教与台湾的闾山派法师

流行于福建与台湾的闾山教一向被当作道教,但在事实上,闾山派巫法原属于佛教密宗的瑜珈派。在历史上,闾山派从瑜珈教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巫法,而后成长为巫教,再后被纳入道教系统,完成了从佛入道的变化。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天台智(岂页)对法华妙理的开展

天台智的巨著《法华玄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诠释《法华经》之旨意的精妙,更体现在其围绕着法华妙理,而开展出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同时,各种佛教理论亦得到了归纳、整理、总结和发扬。故此,学人欲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教理和教义,《法华玄义》不失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足以从中一窥中国佛教的精髓。     

德山缘密禅师生平思想研究简

德山缘密禅师为云门下一世,禅法精湛,门徒众多。缘密“三句”及抽“顾”对于云门宗风之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通过对禅宗早期史料中关于缘密的资料进行分析、对比及推理,对包括其生卒、参谒文偃时间、经历朝代等生平作详细考证;对其禅法思想之于云门宗风的定型与发展,云门宗在宋初的兴盛所起之重大作用作相关阐释,为了解、研究缘密以及宋初云门宗发展状况提供必要参考。     

法藏论华严宗“十玄门”与“缘起根据”

华严佛学是长安思想文化的宝库,其辩证思维和佛学解释学对后期的＂关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华严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中对《华严经》的解释方法和华严哲学作了提要式的概括,其中的＂文义分齐＂部分对＂十玄门＂和华严宗的缘起根据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突出显示了华严哲学的解释学特征,对其中的华严佛学语言观、一多关系、体用关系、圆融特征等做了极具特色的解释。由此可以挖掘华严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内在联系,并有可能架起一座东西方哲学对话的桥梁,是中国佛学仍需深入挖掘的宝藏。     

网格纹、网崇拜与远古网猎经济

网格纹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图案,反映的内容大致与远古时期网猎经济有关。中国甲骨文和汉族史料中有大量关于网猎和网崇拜的记载,藏族苯教中有崇拜“垛”的习俗,这些都是远古网猎文化的延续。     

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

以日本近世末期农民思想家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报德教的“以德报德论”、“至诚、勤劳、分度、推让论”、“天道人道论”和“一圆融合论”在建构过程中对儒释道思想吸纳、活用和扬弃的内涵进行深入精到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为阐明日本思想文化与儒释道的渊源关系提供一个典型实例,而且可以揭示出吸纳、融会和活用儒释道思想精华对于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世界新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

7世纪中叶 ,达摩禅酝酿着新的发展动向 ,最先给达摩禅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牛头宗 ;慧能从弘忍禅法出发 ,直接对达摩禅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从北宗内部衍生的净众宗以及保唐宗也对禅法有所突破。 7世纪中叶到 8世纪初 ,禅宗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是 :将众生清净之性归结于现实人心 ,将定、慧等种种修禅方式归结为现实的生活方式 ,将佛法体系归结于禅法。     

博客以佛教特征词取名的归类比较与成因分析

佛教对新浪博客、博主的影响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方面是从博主本身的情况看,女性博客或博主取名使用佛菩萨类特色词的很多,14个佛菩萨类特色词,都有女性博客或博主在取名中使用;出现了以佛祖的名字为信众自己的名字的现象,表现出一种佞佛倾向;也出现了少数人贬佛的现象。二方面是从佛教各宗派对博主影响的情况看,在博主取名中净土宗的影响占绝对优势,其中西方净土比弥勒净土的影响更大,在新浪博客中有望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类似盛况。三方面是从佛教的语言表现形式看,佛菩萨类特征词在博主的取名中形式很混乱,随意性很强,有待规范。     

诗僧的宗派身份与北宋中期钱塘台禅生态--《山游唱和诗》之研究

以僧人为主导、以山寺为游憩地的《山游唱和诗》,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钱塘,呈现出与汴京以官员为主导、以朝市为日常生活区的唱和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观,反映的是地方与京师、南方与北方不同的话语生态。在对两位僧人惟晤、契嵩教禅宗派身份追寻以及认定的过程中,窥探嘉祐时期钱塘特别是灵隐天竺一带既冲突较量又和谐繁荣的教禅生态环境。而契嵩为禅宗争名位的一系列行为,打破了教禅生态自然平衡,引发了钱塘教禅生态突发性变化;在士大夫权力干预下,发生嘉祐末上天竺寺"以教易禅"事件,再次凸显政治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强势力量。这一生态及其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山游唱和诗》的鲜活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