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之旅

1月7日,学院刚放寒假,我便踏上了盼望已久的四川——长江之旅程。原本计划与另一学院的专家同行的,但由于考试日期等不同,结果成了独自旅行。最初还略有不安,然一旦启程,反觉自由,心想可以自得其乐,并以此自慰了。去成都的飞机不出所料果然误点6个小时才起飞。虽然如此,因事先听到过在机场等候的中国人讲“这么一来要等三天了”的话,因此,便觉得能够起飞是幸运之事了。在飞机     

推荐信

彼得斯听说自己被解雇了，便去见人力资源部的头头。“既然我在公司干了这么久，”他说，“我想至少该给我一封推荐信。”     

我与丁肇中教授的采访情缘

1991年早春时节，我结束了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访问，从日内瓦乘飞机飞越大西洋，在一个雨雾迷蒙的黄昏到达波士顿。下了飞机，我望着机场内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辆，不免有些惶恐和茫然，因为我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这里又是异国他乡，万一丁肇中教授因忙于工作忘记了安排人来接我，可怎么办？波士顿海关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在了解了我要去MIT(麻省理工学院)找丁教授以后，对我很热情，她帮我提着行李正准备叫出租车送我去MIT时，丁肇中教授的一位助手张元翰博士朝我走来了，他接过行李说：“呵，飞机到得早，本来，爱伦小姐(丁教…     

钓鱼也是一门学问

过去,我从来不认为钓鱼也是一门学问,因为在我童年时就曾钓过鱼。那时,钓鱼的工具很简单：把一枚针在灯头上烧热、折弯,栓根细线,挑个竹杆,抛到水里,那鱼就不停地上钩。所以,在前几年再次去钓鱼时,我还固守着儿时的老观念。 谁知,事情恰恰竟出人意料。我是迎着晨曦去的,直到将近中午,数小时过去了,鱼饵倒是被鱼吃去了不少,鱼漂也曾数次上下抖动过,可真把鱼钩甩上岸来,钓上来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心烦气躁之余,见其他钓友有不少频频得手者,便前去请教。钓友问：“打‘窝’了吧？”我都不知打“窝”为何物,又如何打“窝…     

我见到的卡拉季奇

(一) 我第一次在波黑塞族控制区见到卡拉季奇是1993年7月,当时,中国记者对波黑的现场采访几乎还是空白。初到帕莱小镇,我不知道应当去找谁,便投到帕莱的小电视台。台长伊利亚·古吉瓦先生对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我提出采访塞族议长克拉伊什尼克,他却说:“克拉伊什尼克还算不上我们的领袖,你第一次来,应当采访卡拉季奇。”主人这种略带强加味道的安排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好拒绝,便客随主便了。     

生活开心果

辣妹子 昨天去相亲,一坐下妹子就说：“看你的面相,应该挺有钱的吧。” 我心想这妹子还挺会说话的,便回答：“妹子还会看相啊!”     

他们在太平洋彼岸上下求索——留美散记

1988年,春节一过,我就踏上了奔赴美国的行程,离开北京时,机场外空旷的田野上,还能遇到一片片冬末的残雪。我是作为访问学者,去亚利桑那大学进修的。我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客机,飞行10多个小时,抵达美国西海岸上空的时候,正是     

乞丐与富婆

有一个富婆带着自己的狗在街上走。经过天桥时看见一个乞丐，她便一心去奚落一下他。她走过去说：“你对我的狗叫一声爸，我就给你100元。”乞丐说：“要是我叫10声呢？”富婆不耐烦地说：“笨蛋，那不就是1000元喽。”     

夸你了

前天下午一直下雨，到下班时还没有停，我便开着我那辆二手面包车去接老婆，老婆说手头还有些工作没忙完，让我上楼去她办公室等一会儿，于是我便去她那里看了一会儿报纸。     

钓鱼

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耳背,记得小时候在奶奶家,有天上午我爷爷准备去钓鱼,刚出家门就碰见了隔壁家的老大爷。老大爷对我爷爷说：“钓鱼去啊!”我爷爷说：“不是啊!我钓鱼去。”然后老大爷说：“哦,我还以为你要去钓鱼呢？”     

生命无草稿

小时候练书法,开始我都是用废纸来写。学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大的长进。父亲的一位书法家朋友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让孩子用最好的纸来写,他可能会写得更好。”父亲便叫我按照书法家朋友所说的去做,果然,没过多久,我的字进步很快。父亲很     

访台漫记

祖国的第一宝岛台湾,自幼便吸引着我的关注和向往。我作为行将八旬的老人,在宝岛经过日寇占领又归还祖国、又经过海峡两岸对峙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有机会踏上祖国的这块宝地,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无限感慨. 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持续发展下,我们一行十多人,应邀于十月末到十一月中旬踏上了祖国的台湾宝岛,参加两岸文化、书画交流活动,与书画界和安徽同乡会不少新老朋友、同乡相聚,情绪热烈,十分感人,令人难忘。 由深圳到香港,乘中华航空公司客机到台北,要经过五道出入境关口。我向台湾人士笑说,有如“过五关”,才到了宝岛。大家相互会意地一笑。其实如果实现了“三通”,我从上海到台北,两地一线,直达只需一个半小时,多么方便,就免得通过这么多的关卡和麻烦了。 十月廿六日下午近五点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先看到大海,然后腾入云空,看到了黄昏的云海和橘红而又硕大的落日,另有一景,煞是好看。刹那之间,飞机下降,便看到陆地灯火。我以为是广东沿海惠州与海陆丰一带,不一会儿看到万盏灯火和机场跑道,才知道是经过台南、台中一些城市。进入台北桃园机场。航程不过一个半小时,便到达目的地。祖国大陆与宝岛,近在咫尺,一线相连,多么近便啊!如果实行了“三通”和统一,不就更加近便了     

最好的温柔

那天一大早情绪就有些坏,因为在“砰”的一声关闭大门后发现,钥匙落在了门口的鞋柜上. 这差不多是半年来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了,想着下班后要联系开锁公司,又是一番折腾,我不由得恼怒,去到单位,坐下便发了一通牢骚.     

买丝绸到元隆

早听说在北京的外国友人中间流传一种说法:“吃烤鸭去全聚德,买丝绸到元隆。”肥美鲜嫩的烤鸭誉满全球、有口皆碑自不待言,元隆的丝绸却并非有目共睹,而在外国友人眼中能与鼎鼎大名的烤鸭平分秋色,却不禁叫我暗吃一惊。于是我终于耐不住好奇前去寻访,想一探究竟。因为路不熟,下了公共汽车便弄错了方向,向街旁卖菜的老伯问路,老人说:“元隆?专给外国人卖货的那个?老字号,过了红绿灯一拐     

退休了当官去

“您退了休去做什么？”“退了休去当官。”这并不是在说笑。而是美国当今社会的一种现实。 亨德曼曾是一名律师．退休的那年．他便去竞选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市长。自从62岁的那年被选上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今年75岁的他已是第五次连任该市市长了（一届三年）。也许有人会说．亨德曼当官这些年的收入一定是非常可观的了。其实,在当今美国,像他这样的官员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可不是．     

我的大学

1966年,当我正准备初中毕业考试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学业。后来我去内蒙古插队落户,因为耳朵聋了,办了“病退”回城。回城后没有工作,街道安排我在煤球店做蜂窝煤,尽管这也是重体力劳动,而且没有什么福利,却使我的回城生活,总算有了一点着落。 1973年的一天,我母亲给我带来一张天津新华业余大学的学员报名单,并说这家天津唯一的业余大学刚开始复课招生,问我去不去?这消息对于我来说,不啻是喜从天降,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有机会去上大学!于是,我专门配置了一套助听器,急忙去报了名。就这样,我有幸成为新华业余大学在“文革”期间率先复课的第一批学员。当时,上的是中文班,主要学习科目是“写     

教师也要从小事做起

学校前面有一块草坪,有些学生为了少走一两米的路,便从草坪中穿过,不知不觉中,绿油油的草坪中间便被踩出了一条白花花的小路,像一位美丽少女脸上的一道疤痕。一次政治课上我提到此事,教育学生以后不要再去穿越草坪,却有几个学生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那为什么许多老师也从草坪上走,老师能走学生为什么不能走?”     

母爱如钟

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母亲的呼唤声中长大。 上学时，母亲天天准时地叫我，天还未亮，母亲便已准备好了早餐。上班后，母亲依然在清晨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叫她那日益慵懒的女儿。 和同事聊天时，他们都笑我这么大了还让母亲叫。而这对于我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母亲和我都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哪一天少了这声呼唤，彼此的心里都像是少了些什么。 有母亲在，我很少看时间。 当从单位分到房子后，早就渴望独立的我像个快乐的小燕子从一间小屋搬进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去。 离开母亲后，我便失去了时间感。而令我十分懊恼的是迟到从此便和…     

窗上,那102点血迹

去一去阳台.听听花开的声音为了爱与责任而不惜头破血流、殒身折命。去年春天,我用十几年的积蓄,买下一套带阁楼的居室,当阳台窗户的玻璃刚刚装上,一家人便迫不及待地搬进新居。我和妻子的卧室朝北,儿子的卧室在靠近阳台一侧。     

团结合作，共抗疫情

<正>2020年年初,我原计划同我的一位中国同事及其家人共度新春佳节。回首数载,我便曾同包括她在内的一些同事们欢度过春节。彼时,她向我发出除夕夜的邀约,我便欣然应允。然而,新冠病毒的消息使我重新审视了这一计划。于是我谢绝了她的邀约,索性决定留在家里。其实,那便是我开始"定点隔离"的时间。我坚持了近3个月,每隔3—4天才会去15分钟左右路程的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