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儒辨伪

“辨伪”一词含义甚广，本文所言，仅指辨别伪书．辨伪是整理古籍必须做的一项工作．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书简产生很早．由于种种原因，古书中有真有伪，而且伪书也产生很早．清龚自珍《家塾策则说：“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自战国起，伪书代代有生，至清不绝．有人作伪，就会有人辨伪，我国辨伪之事由来已久．它起于两汉，延于唐宋，元明不绝，以清为盛．西汉刘向《七略》中多有辨伪语．东汉王充写《论衡》目的之一，也在于辨伪，该书“对作篇”说：“《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虚…     

谈《<磷血丛钞>辨伪》

《<磷血丛钞>辨伪》(以下简称《辨伪》)的作者说:“辨伪,是史料学的首要任务。”“1979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发表了十三种新史料,其中有《磷血丛钞》的节选本。”他引用罗尔纲同志考证《江南春梦庵笔记》是大伪书的成果,摘引《磷血丛钞》上的资料与《江南春梦庵笔记》上的记载排比对照,指出《磷血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

“文革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主流文学由为极左政治服务发展成为“阴谋文艺”的过程中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由《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百花川》、《西沙儿女》,浩然完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角色的塑造 ,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由“文革前”到“文革”演变的全过程     

《扎根》：艰难而荒谬的身份认同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忆、表现或批判“文革”历史,很长时期内都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韩东的小说《扎根》通过描写陶培毅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从个人对“文革”身份体系的认同角度,探讨了“文革”对个人的伤害与影响。     

“曹雪芹佚诗”案说趣——以张友鸾先生为中心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报人张友鸾与副总编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为莫逆之交，与同事陈迩冬、舒芜也是挚友。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同卷入了“曹雪芹佚诗”案，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了揭露与嘲讽，俨然组成了单位内部的打假团队，表现出了一代学人的堂堂正气。1979年3月31日，张友鸾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红楼梦专家大争辩——曹雪芹佚诗疑案》，将学术论争的战火引向海外，在“曹雪芹佚诗”案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等独特的贡献，红学史家不应忘记或忽略。     

明清辨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

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从明清时期辨伪学的成立、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及各辨伪学家成就之综述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辨伪学的成就及影响。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辨伪学家们在认真总结前人辨伪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不仅对辨伪学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     

崔述古史考辨理论及方法浅谈

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辨伪学家，《考信录》是他辨伪咸就的集大成之作。他在此书中总结出了不少独具卓识的古史考辨理论与方法，成为后人从事古史辨伪的准绳。研究与探寻崔述古史考辨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丰富史学理论是颇有稗益的。     

论称“蔡邕《石经》三体书”不能作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辨伪的证据

论称“蔡邕《石经》三体书”不能作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辨伪的证据潘良桢古今书名之隆，莫过于“书圣”王羲之。然而不仅其剧迹《兰亭序》真伪至今尚有争议，而且其书论之传世者也多属伪托。其所传书论中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篇，文未自述学书经历，言来确...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披沙寨:我的伊甸园

当年，我到西双版纳去，很大原因是我对北京的“文革”联倦了。1967年，红卫兵已退出“文革”主流，我以最后的热情和朋友编了一本杂志——《准备》。尽管这刊物已从犯乱的政治转到了文学，尽管我在其中的小说《站在最前线》中极力讴歌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诞生（据说《城市采风》一书称此篇关红卫兵文学先河），但还是被中央“文革”的某位大人物定为“反动刊物”，于是我微底厥倦了。于是1968年春节刚刚过，我上路了。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又坐了四夜五天汽车，西餐版纳到厂。出续前，北京的冬天造未遇大，然而一路南行，春季就被省略了。中…     

巴金《随想录》与国家意识形态——兼与惠雁冰先生商兑

巴金《随想录》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随想录》评价甚至巴金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随想录》是巴金思想走出文革阴影后，对建国后党所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反思，它与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存在某种方向上的一致性，但更多却表现为思想表达的个人异质性。作为个体思考的文学表述，其中有些篇章在美学特征上确有瑕疵，但并非是十七年及文革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延续，其中的精粹之作达到了可以流传的艺术水准。     

康有为“六经五记”与近代经学转型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从破坏的方面说,打破了十三经系统,使人从尊经转向疑经,带来了经学的革命。从建设的方面言,辨伪经传不是目的,康氏在辨伪的同时,又以正名的方式,论证了“孔子作六经”的命题。六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孔学正宗,而《礼运》《中庸》《孟子》《论语》及《公羊传》等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有为主张用五部传记来配六经,藉此重建新的经书系统,此即“六经五记”。通过对经典的注解,康有为建构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即天元性命之学。由此阐发的仁学思想,则为其政治制度和大同世界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体现出政治学与心性学的统一。康有为的“六经五记”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宋明性理之学,这一调和汉宋的思想体系,为当代的“回归经学”思潮开拓了一种新境界。     

梁启超对辨伪学的贡献

梁启超（1873－1929）知识广博，于学无所不窥，著述内容宏富，涉及哲学、政治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目录学、校仇学、辑佚学等诸多学科．他在辨伪学方面造诣颇深，研究成果也多．其专论辨伪学的著作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汉书艺文志请于路各书存俟真伪》等，兼论辨伪学的著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本文仅探讨他对辨伪学的贡献．一、关于伪书的危害性循书多有危害，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下称梁《年代》）说：伪书史料“年代错乱，思潮混杂，是非颠倒，在学术界遗害甚大．…     

《管锥编》中的“文革”话语与“文革”忧思

成书于十年动乱之际的《管锥编》中含有思想解放的前驱之论 ,钱钟书于书中既留下了“文革”期间的种种话语痕迹 ,也用寓论于述的方式对“文革”弊政表达了种种忧思。如通过阐释“唯食忘忧”一语表达对国计民生的关注 ,通过议论李斯《谏逐客书》较早地提出文化开放的主张 ,通过肯定“甘食悦色”说流露出对“文革”左倾禁欲思潮的愤懑与拒绝。所以说 ,钱钟书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仍然不愧是一位“鸡鸣不已”的思想大家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毛毛赴港亲临《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新书发布会

７月２０日，邓小平诞辰９６周年的前夕，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前往香港参加由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会展中心共同举办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新书发布会，并接受香港各大媒体的采访。 由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在香港面市后，引起了众多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国内媒体广泛刊登；香港《文汇报》 ７月１９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月明对毛毛的访问记。 ７月 ２０日下午４点３０分，香港会展中心２０２会议室记者云集，香港三家电视台…     

"我论文章尊五四"——舒芜的精神回归之路

舒芜的"回归五四"之路既是独特的个案,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道路的缩影.新时期以来,舒芜通过鲁迅研究,重提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和个性解放的特殊价值;通过周作人研究,强调知识分子的自主精神;通过反思文革,掂出知识分子的奴性与异化问题等等,每一波反思都紧扣五四所未完成的启蒙主题."舒芜的觉醒"不仅是他个人的觉醒,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觉醒;舒芜的曲折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涅槃之路,它充分昭示了:五四所开辟的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传统的巨大感召力.     

与青春相伴的内部电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公开放映的电影很少，除了8个样板戏，就是革命斗争的“老三战”：《地道站》《地雷站》《南征北战》，真正的文化沙漠。到70年代末，政治气氛松动，北京的一些部队大院、政府机关悄悄放“内部电影”。电影票严格控制，有的还与级别挂钩，能搞到电影票的属于路子宽、关系硬、有本事的人。     

再说＂宛平人＂张友鸾

《曹雪芹佚诗疑案》一文已收入《胡子的灾难历程：张友鸾随笔选》,表明“宛平人”即张友鸾之说并非单文孤证。聂绀弩出狱回京后,张友鸾、陈迩冬、舒芜、周绍良都是聂家的座上客,他们还有马凯餐厅等处的文酒之会,当时都热衰于谈论有关曹雪芹的新材料。关于“曹雪芹佚诗”案的学术氛围与时代背景,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张友鸾在香港《文汇报》所辟“燕山新话”专栏,也着重介绍了启功、杨宪益等在红学领域的真知卓见和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