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模式比较与分析

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有三种模式 :过分集权的U型组织结构 ;过分分权的H型组织结构 ;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M型组织结构。这三种模式的选择 ,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未来大庆石油集团公司的组织架构 ,应在选样M型的组织结构基础上 ,再进一步改造成新型组织架构。这种架构能否实现有效率的运转 ,关键在于集团公司对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管理与控制     

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过渡与公共政策体制的异质性

社会结构转型必然引起公共政策体制的变化。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双重过渡的特点,导致公共政策体制的极其复杂的异质性,使之既具有前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也具有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上的集中型、层级型和网状型三型同构;权力分配上的高度集权、层级授权和多元分权三重交叠;运作方式上的单向命令、双向指令和多向协商三式并存;运行机制上的传统规范、法治规范和混合规范一定程度的三规虚范。在社会结构转型期要优化公共政策体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人民大表大会、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整体同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组织的关系;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和最基层的执行者的关系;公民权利同国家权力、官员职权的关系。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集权与分权结合：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多校区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其中包含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大学多校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运用集权与分权的策略在于授权,在授权过程中求得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经济体制的规制结构

从决策的角度看，规制结构是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其基本功能是规制偏离经济体制基本目标，即资源配置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决策偏差”。古典市场体制的规制结构是市场规则基础上决策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即市场制衡；现代市场体制的规制结构是“法律体制—经济政策—市场制衡”三位一体。传统计划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缺少规制结构，因而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体制目标，而要完善规制结构需改变决策结构，变集权为分权，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探索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活动的群体性,利益一定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而权力结构是由经济主体所掌控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可替代性决定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在同一层级内对于不同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和责任对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     

合理划分税收管理权限的思考

1　　税收管理体制是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一项制度,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税收政策的制定权,税法制定和颁布权,税法的解释权,税种的开征和停征权,税目增减及税率调整权,税收减免和加征权。从世界实行分税制国家税收管理权限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按其集权与分权水平的高低,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即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中央地方兼顾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在40多年的历程中,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先后也有过四次重大的调整。在现代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国…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有限集权模式与政策执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从我国国情和社会转型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选择有限集权模式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有限集权模式的制度性依据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的构成方式，它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组织结构形式和原则上的体现。按照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不同构成形成．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掌握着主要的和统一的政治权力，并统辖着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化解——基于1984-2007年集权与分权的历史考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全面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预算外资金并非中国首创,也并非中国所独有.然而,中国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及增长速度却属世界罕见,中国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上“财政收支最分散的国家”.预算外资金历经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中央预算外资金在预算资金总额中日渐消减,地方预算外资金急剧攀升.通过对1984-2007年间集中率与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集权或分权均可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化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不能仅仅局限于集权与分权的适时选择,而应着眼于主体间权力和利益结构的优化以及规则的合理、协调与稳定.     

驻京办职能的“异化”及其体制性根源

驻京办作为央地关系的重要结点,其合法职能是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但分税制后,驻京办的职能有"异化"为探秘、截访和公款行贿的趋势.从行政集权与财税分权的悖论现象来看,影响中国央地关系的基本机制有相机授权、地方竞争、晋升锦标赛和预算软约束等,这些正是驻京办职能"异化"的体制性压力、动力和条件.因此,解决驻京办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推进中央授权机制的制度化,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和强化预算约束,从体制上消除央地间权力配置的不透明、不确定和不公平.     

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的比较研究——以“天子思想”为中心

在中日两国历史上,存在着同源异态的两种君主制度——皇帝制和天皇制。中国的皇帝制始于秦始皇,及汉形成比较完备的封建体制。这一体制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皇帝制的核心,是皇帝个人集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于一身,推行“朕即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中央开始向地方分权,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式分权和激进式分权两种方式,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果,这为今天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莫迪执政后印度央地关系发展趋势探析——基于制度空间的分析视角

莫迪率领的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014年和2019年大选，一举改变了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联邦中央由多政党联合执政的局面。莫迪政府正式开启联邦集权进程，扭转了近20年来印度央地分权的趋势。当前印度国内呈现出快速的集权态势，深刻影响并持续改变着印度政治发展形态。系统认识并解释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的集权实践以及当前的集权态势对印度联邦制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内容。本文尝试建立制度空间的解释框架，聚焦印度央地的行政、立法、财税三个维度，提出印度人民党政府积极运用包括扩充现有制度解释、创立新制度、改变制度环境等强硬手段，实现其自身操作空间的不断扩大，进而压缩联邦单元自主权限，使得央地互动下省邦自治属性减弱，促使权力进一步向中央靠拢。莫迪政府以快速集权为目的的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助推国内民粹情绪，裹挟少数群体的利益与诉求，持续冲击其国内秩序的同时对外政策也将变得更具冒险性。     

公共权力监督的"软件系统"解析

公共权力监督"软件系统"中有权力特性系统、人性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权力特性既存在于公共权力监督之中,又作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对立物与公共权力监督彼此消长;人性是塑造权力特性的直接因素,而公共权力监督拥有引导掌权者的人性及其所支配的权力特性的巨大能量;同时,最有能力重塑人性并开拓监督空间的政治矢量当属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权力运行视角下中国高校管理的困境与突破

高校管理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内部各利益相关主体间权力的科学配置和规范运行则是高校管理制度现代化变革的核心要义和内在之需。厘清并探析高校各主体的权力来源及其运行特点,将为各主体实现权力相对分轨又各担其责的顺畅运行奠定基础。当前,高校管理中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突出表现为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民主管理虚化。为此,亟需设定权力边界,实现权力结构的科学配置:增进务实合作,促进权力运行的合力共融;加强民主管理,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从不同角度解决政治问题的纵向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财力向中央集中，地方分权主要体现在由地方承担更多的事务。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模式是，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双轨运作机制，使集权与分权在政治过程中实现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其中中央集权居主导地位，同时地方分权必须具有真实意义。从地区差异、民族问题、东方文化背景等现实国情看，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具有可能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问题。     

论政府权力的丧失及其预测和预防

政府权力的丧失往往表现为五种基本形式，即因政府本身、国体、政体、国家结构、领土主权等的变更而导致政府权力的丧失。其丧失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两大方面：一是政府已有的职能和权力无法适应国内外环境系统的种种变化而导致社会职能和权力总量变动；二是政府内部职能和权力关系失调，导致政府的内部危机。每一种政府权力的丧失也均有一定的预兆，因此，是可以通过调查、分析和警报的方法作出科学预测的，并且应当采取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保持宪法结构的基本稳定、调整政府的内外行为向度和政策内容、改革政府内部的结构功能系统等措施加以预防。只有这样，政府的总体能力才能得到加强，现代化进程才能稳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