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城市社区层面,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治理形态从“管治”到“自治”、邻里关系从“解体”到“重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分异与隔离。     

现代性语境下的后单位制社会整合

中国的单位制就其为单位成员提供的身份感和归属感而言具有前现代的性质,中国城市社会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变迁正是现代性作用的结果.现代性作用下的后单位制社会特点表现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封闭社会到流动社会、从政治整合到社会整合的三大转变.后单位制时期社会整合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单位制惯习的消除、单位社会功能的承接、新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形成、文化价值共识的实现等方面.     

全能主义:以单位制为依托的政治动员

"全能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理解为政府依靠中国特色的单位制、主要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来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社区党建：怎样站稳脚根 发挥作用（上）——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植访谈录

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们党在建国后逐步形成了以“单位制”为轴心的基层组织结构体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单位不再是无所不包、统揽一切的社会基本组成形式,而实际上转变为功能趋向单一的独立利益主体。因此,党和政府也难以继续将单位作为实现社会整合、巩固执政基础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组织载体。另外,大量涌现的各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急剧增加的社会流动人员和下岗、离岗职工不断地向城市社区集聚,单位组织、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等结构要素也在不断地向城市社区沉淀。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建设如何做到与时俱进,实现战略性调整,即以社区为主要空间,构筑城市党的基层组织的轴心体系,通过在社区内部建立完善党的组织,来深化党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形成党对社区的领导核心。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南京市委组织部长杨植。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单位制走向的探讨

我国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运行有着特殊的规律,原有的单位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打破旧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单位制将逐步走向衰落。社区作为复合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单元,是单位制的必然走向。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运作之基础及其批判

长期固定不变的藏族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部落组织）、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决定了藏区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维持方式,它们在藏区社会控制中表现出极其有效的勾连关系,是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的基因,决定着“赔命价”习惯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命运。自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来,“赔命价”习惯法立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高寒地区艰难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和靠天养畜的脆弱生存环境,仍然使得部落这种人类早期社会的基层组织在国家制定法确立的基层组织之外发挥着类似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并且它仍将长期存在,因而与此相联系的“赔命价”习惯法的纠纷解决方式就凸显出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赔命价”习惯法将长期存在,抑或变换形式存在。     

大历史视阈下单位制形成背景研究

单位制是1956~1978年间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体制,其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实践基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体性危机是单位制形成的社会背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单位制形成的经济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思想是单位制形成的思想背景;革命根据地建设是单位制形成的实践背景;苏联模式是单位制形成的国际背景。     

中国单位社会的原型与转型

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市场化的单位社会。面对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竞争经济,在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阶段,中国的单位社会发生了异化。单位的社会功能逐渐衰弱,生产型功能增强,但这是否意味着单位制在衰弱呢?通过历史的方法去追溯单位社会的母本,在分析不同社会背景下单位社会的变迁基础上来研究单位社会的原型与转型问题。     

简论“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政治生活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动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生动体现.本文界定了政治动员概念,指出政治动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典型的国家性、广泛的社会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特征,分析了政治动员整合社会力量的功能、促进社会民众政治参与的功能、调适社会心理的功能和维持政治稳定的功能,并提出了进行政治动员的途径.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三方利益调节机制的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过程。这种多元政治过程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密不可分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也促进了NGO的发展，其正在替代日益削弱的单位制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功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调节机制，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应该是国家（政府）、市场和NGO三方调节机制。在中国语境中，也可以称之为法团主义加市场机制的利益调节机制。     

“打工诗歌”与底层和谐

最近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南中国沿海的展开，成千上万的民工涌进广东珠三角进厂打工。在这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和人员流动的浪潮中，中国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发生着激烈变化。伴随着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转型与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层与新的文化。“底层”和“打工诗歌”就是这一转型与分化的产物。     

从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看单位制解体与社会关系重构

单位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进入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给以机械团结为主要维系纽带的单位制以极大的冲击。通过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视角,可以看出单位制解体后以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有机团结才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发展方向。     

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单位制社区的出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传统的单位体制开始趋于消解和变异,单位制社区面临转型,“还经济于市场,还社会于社区”,在“权力下移”的总体背景下,由于其自身特点,单位制社区建设逐渐为人所关注。     

空间中的国家:基层公共空间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现代国家形成以后,普遍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权力、资源、文化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国家展现自身并由此进入社会的具体途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和文化的容器,以及国家连接社会与个人的中介机制,即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关联并进入中国社会。单位制解体后,国家再度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本文在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下,基于对城市基层公共空间生产的质性分析,提出了“空间中的国家”命题。在后单位时代,空间承载了单位的“容器”与“中介”功能,成为国家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完成自身再造的创新形态与关键机制。当代中国主要通过基层公共空间生产,在日常生活场域呈现自身形象、塑造国家权威、培育治理共同体,以此推动国家进入社会,重构紧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新时代 和谐美丽的社区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社区发展道路。从“街居制”到“枉区制”,人们生活的社区既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管理型社区,也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组织社会”,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居民自治,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包容发展,     

参与社区治理各方要看到自身的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在“单位制”瓦解，政府又无法包揽社会一切事务的情形下，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越来越多元化。而社区是实现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平台。社会各方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要发挥其作用，首先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为此本刊专访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许叉平，就在治理创新中，社会多方的定位与作用进行了梳理。     

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动员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创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动员必须遵循服从阶级整体利益、从社会实际出发、尊重公民选择和与时俱进的原则。政治动员的策略包括政治动员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政治动员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政治动员与物质利益要求结合以及政治动员与文化素质教育相结合。对传统政治动员的方法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显示进行现代政治动员必须方法创新,可以遵循传媒动员、竞争动员、参与动员三条途径。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其结构严重失衡,功能严重扭曲.而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失衡及功能扭曲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且与社会生产系统紧密结合,无法在城乡之间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当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和调整社会保障项目,适时控制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