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初步研究

进入抗战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建设所起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且以消极的作用为主。同时也应当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对全民族的抗战所起的作用也是具有两面性的。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揭开国民党政权的内幕——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派系政治是权力封建化的产物。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派系斗争贯穿其始终。林林总总的大小派系及其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变化无常的争斗分合,既是国民党政权落后本质的直接反映,又是历史合力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矢量,曾对民国政治史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可以说,理清派系斗争的头绪,是揭开国民党政权内幕的钥匙。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般学术著作均很少涉及这个领域,更不见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只有一些旧时的政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抗战前孙科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对立法院的人事控制

人际关系在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种文化被应用到政治上 ,便形成了政府中的派系。在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中 ,派系斗争此起彼伏。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后 ,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加强了对立法院的人事控制 ,从而也使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南京政府成立后,就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侵略中国;经济上南京政府抽取大于供给;意识形态上,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信仰体系。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合法性危机,为南京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而出现的。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国民党内部分裂“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亦四分五裂。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在党政方面,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角关系,互争领导权。军事方面,国民革命军发展到长江流域后,由于蒋介石的跋扈,以致原北伐的八个军中,第二     

民国立法院重构及运行中的派系斗争(1946—1949)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宣称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重构宪政时期的立法院是其"行宪"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涉及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与各派系的话语权息息相关,各派系都将其视为必争之地。在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中,各派系围绕立法院地位与权力的配置、立法委员、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等职位的选举以至于日常的议事活动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争斗与倾轧不仅影响了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本身,也加剧了国民党组织机体的败坏,削弱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蒋欲在立法院内成立党团以消弭争斗,加强控制,国民党中央也有一些体制内的自省,但都未能实现。     

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

益友社是护法国会中 ,最有实力的派系 ,作为益友社拥戴的政治领袖 ,唐绍仪在 1 91 8年军政府改组时 ,被推举为政务会议七总裁之一。通过议会政治 ,进入权力中枢 ,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一贯追求。改组前后群雄并立、互不相让的派系斗争 ,使他们主张、并为之努力的军政府内部改组方案 ,终成事实。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 ,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1930年代初期中国致公团体内的派别及政治趋向

1933年,党魁陈炯明病逝,致公党实际领导人缺位,组织内部的主要势力为谋求出路,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趋向。美洲洪门致公堂欲推举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中的蔡廷锴作总理,借蔡之声势推进“抗日反蒋”;香港中国致公党内存在拥护蒋介石、成为受蒋介石秘密领导的别动队的倾向。致公团体内部政治趋向之分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政治生态之影响,不同派别或借“拥蒋”寻求出路,或借势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呈现出组织内部的巨大分歧。但差异间亦存在共性,即寄望于借助外部力量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致公党等中间党派组织孱弱的基本面相。     

苏轼的政治态度剖析

目前,学术界对苏轼政治态度的评论仍然有较多的分歧,下面谈一点个人所见。问题的复杂性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虽以新党、旧党为标帜而出现,但其内部的对抗,则不仅限于新、旧两党,且是党內派系之间的利害冲突,层出不穷。所以不久,旧党分裂为朔党、蜀党和洛党,新党内部也发生分化。新、旧党之争和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交错在一起。充分反映了这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这场党争持续有三十年之久,斗争出现过几次反复。一党得势,对敌党肆意报复,党争愈演愈烈。于是相互报复和政见冲突,也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这场党争的复杂性也就更突出了。苏轼毕生的政治生涯都是在这场复杂曲折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因而他的政治表现不能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