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政治社会化问题思考——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由于地处偏远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似乎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在国家认同方面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法律规范认同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边境跨国婚姻的小孩也是祖国的花朵,尤其需要呵护。在家庭方面,需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特殊困难。在社会方面,需要通过依法加强民主政治实践来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可。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加强法制教育。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法制新思考

基于地缘、族缘和亲缘等因素，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源远流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中越边民跨国婚姻必将有增无减。当前，因为遭遇一定的制度障碍，也因为现有制度执行不到位，中越边民跨国婚姻家庭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婚姻家庭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要使这种跨国婚姻走向正常化，中国政府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制，重点是完善跨国婚姻中的临时居留制度、永久居留制度和入籍制度。     

市场经济了,夫妻感情如何

人们大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中国人的婚姻高稳定、低质量”,“60％的夫妻是凑合型”,“改革开放使性观念混乱,离婚潮泛滥”。然而,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实际上从未进行过有关的实证调查。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现状究竟如何?中国人的凑合婚姻真有那么多吗?市场经济和外国文化对婚姻层面渗透的广度和深度如何?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题为《转型期中国人的婚姻质量》的全面性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下面刊登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商人在日本口岸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

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签订后,在日本各港口的中国人拥有了合法居住权和经商权,中国人的企业和店铺数量也日益增多.他们积极参与和欧美、日本商人的商业竞争.到19世纪末,尽管他们在贸易额上还不及欧美商人,但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服务行业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商人的经济实力为在日本的中国人社区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清末留日热潮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中日甲午战争后,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进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相继都失败了。中国往何处去?这是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急待解决的大问题。“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于是出现了二十世纪初年的留日热潮。大批的中国青年学生,在日本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又受到严酷的现实教育,为救国而群趋革命。他们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

在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在只对中国和荷兰国打开门户的日本唯一的开港地长崎,大规模的、持久不断的汉书的输入,是将中国语言、文化传入日本的一条主要的途径.唐(中国)(荷)兰商船频频来访长崎港,带来了长崎乃至日本贸易的繁荣.活跃在中日文化和贸易交流中的是一群被称为"唐通事"的中国人.唐通事产生于 1631年,正值中日贸易的高峰时期,他们的祖先大都是远渡赴日定居的中国人.唐通事的任命资格非常严格,当时作为一种官职地位很高,在日本社会享有很高的声誉.唐通事担任的工作是多方位的,在江户时代,主要从事对外贸易的翻译和实务工作.唐通事为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美国、日本和欧盟跨国中小企业的异质性比较

中小企业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跨国经营的重要主体,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跨国中小企业的异质性存在区别,但都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中国跨国中小企业同样存在突出的异质性,但也暴露出一定的不足,发达国家跨国中小企业的异质性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教习

八、九十年以前,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曾经聘请大批日本教员到中国来传授新知识,帮助建设新的学制。这段历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中国的近代化和中日文化交流是起过作用的。尤其在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探讨其失败的原因、过程和教训,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实藤惠秀博士于1939年曾汇订出版过《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后来又重写了留学生史,这就是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但他没有收入日本教习这一章,可能是限于体例。我恢复研究工作以后,他曾建议由我来补写,我允承了这要求。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工作者,有义务把这段历史如实地写下,留给后人参考。可是我从回国以后,放下留日教育史的研究已快四十年,所有的资料,特别是对当时一些教习的访问记录、统计数字,都散失殆尽,因此一拖再拖,直至今天。     

中日文化的三点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而日本则是一个岛国 ,民族单一。在这种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文化 ,表现出了以下三点明显的差异 :1 .“大”与“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大”而“粗” ,而日本则恰恰相反 ,它的文化的特点是“小”而“细”。体现在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人一般讲究大而全 ,而日本人则注重小而精。例如在建筑方面 ,中国人讲究排场 ,重视规模 ;日本人注重内容 ,讲求实用。中国的寺庙一般都比较宽大而排场 ,占地面积较大 ;而日本的寺庙相形之下就显得小多了 ,但里面的内容却也不少。再如在待人接物方面 ,中国人待贵客…     

为中华崛起 为共产花开——缅怀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代的革命实践

留学日本,从事爱国活动和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十九岁,以高材生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当年秋,东渡日本留学。他去留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正如毛主席指出过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了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周恩来同志在东渡时做诗云:     

北洋政府时期的留日学人与中国文化的对日传播

北洋时期,中国留日学人在引进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通过与日本友人移书论学、切磋交流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在日本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等方式,努力向日本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在日发表诗歌、小说,授课、赠书等方式,介绍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友人诗词唱和,增进中日知识界的交往与友谊,也弘扬了中国文化传统;组织参与中国传统戏曲对日演出,推动了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推动中国绘画艺术作品在日本展出,为中日美术交流做出贡献。留日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向日本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亚洲移民--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例

1860年后,俄国远东地区出现大量亚洲移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数量较少,主要进行捕鱼作业。中国人和朝鲜人则遍布俄国远东各个经济领域。虽然俄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但在远东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在俄国各经济领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中国人和朝鲜人不仅为俄国远东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边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

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变迁反映了两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随着国家界限的确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国婚姻的基础正在发生从传统社会文化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它带来了跨国婚姻性质的改变,甚至可能由此带来该区域社会稳定形态的重大转变。     

近代日本民族的变法和中国维新派改革之比较

当今处在改革大潮中的中国人,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在近代,为什么同在亚洲,日本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而中国的改革却收效甚微?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欧洲搞资本主义三百年而治;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中国变法三年即可自立,十年可以富强,二十年可以雪耻.结果却是,变法一百零三天,慈禧太后一翻脸,便把谭嗣同等六君子纳入血泊,康有为、梁启超只因逃往国外才得以保全性命.为什么中国的维新变法是这种惨痛结局呢?将中日情况加以对比,不难了解问题症结所在.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正> 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的评价,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必须弄清。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并未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仅百余天,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国东北。此举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第一步,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打击。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化。这都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但是,中日民族矛盾并未因日本占领东北三省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主要是因为:     

离婚现象的理性思考——辩证统一的社会观

离婚率的增长,离婚现象的增多,是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的突出现象.社会调查的实证资料表明,婚姻的自由度越高离婚率越高,越是追求爱情离婚率越高,夫妻之间越是讲求个性、不注重合作离婚率越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越高离婚率越高.这些规律进一步证明了婚姻现象是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辩证统一.现代社会既要保证婚姻自由,提高婚姻质量,又要控制离婚现象,实现婚姻与家庭的相对稳定,实现婚姻家庭中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矛盾统一.     

微观日本的又一力作--《中国北方人看日本》获好评

据东京消息：作为中国人看日本系列丛书之一的《中国北方人看日本》一书,近日由该丛书策划公司日本侨报出版社在东京举行了有中国新闻社、《人民中国》杂志、《中国经济周刊》、《中文导报》、《朝日新闻》日方、《国际贸易》日方等１０家中日媒体参加的首发式。《中国北方人看日本》一书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的两位长期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笪志刚、郭力编著。该书收录文章涉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中国作者的研究、评论、体会,也有日本各界人士撰写的文章,可以说是中日学者、民间朋友合作的一部力作。书中既…     

中日双边贸易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和日本是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体,近些年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总体发展势头良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两国的经贸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中日两国应正确看待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保持政府间政治稳定,中国政府和企业要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中日FTA谈判的启动,以此保证中日双边贸易长期快速发展。     

继承与嬗变——中国命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本文结合先行研究，从命名的依据、命名的原则与忌讳以及命名的意义几个方面对中日人物命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受汉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命名继承了中国的依据与原则，但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日本社会独特的单一民族，长期的农耕文化，培育了日本人浓厚的集团意识，这种集团意识追求血缘关系的泛化与拟制化，反映在命名上，日本的排行是家庭个体排行与跨越宗族关系的社会泛性排行的结合体，实现了经纬交织，而中国的辈字则以家庭为依托，衍射宗族但无法跨越宗族；在命名的意义取向上，中国人习惯上倾向中庸之道，特别注意含蓄谦逊，而日本人更倾向于自然、单纯，因此姓名中包含了一些中国人看来很奇怪的用字。     

对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思考——一种保罗&#183;蒂利希的视角

生态问题是一个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日益突出的问题。虽然生态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它又具有地域化的特点。在当代,中国对生态危机的处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用何种技术手段开发和利用自然万物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选择问题,要对中国人生存方式的选择作出富有启示性的思考和参考,对话性的话语方式是比较适合的。本文以保罗.蒂利希的生态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作为基本坐标,试图揭示蒂利希哲学中所包含的生态伦理意义,并以此为当代中国人在处理生态危机过程中进行生存方式的选择提供借鉴,进而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