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中国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解开中国生育水平之“谜”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套高质量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增设公民身份号码登记项目、全面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获得了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为准确估计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许多年份超过了1.7,在2017～2020年则持续下降;生育率存在较大波动,2020年达到最低值1.3,2012年和2017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约为1.89和1.88,15年间平均约为1.7。生育属相偏好、生育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显示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充分消解新近出现的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挖掘和发挥这种潜力的关键举措。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0～2000年中国生育模式变动及生育水平估计

文章在对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进行漏报评估的基础上,重新估计了1990～2000年间的妇女生育模式,进而对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进行重估。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72～1.76之间。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中国2000年以来生育水平估计

文章根据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通过模型模拟的方法对中国2000～2010年的平均生育水平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普查的人口总数和历年的总和生育率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2010年第六次普查的人口总数是真实的,则历年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明显偏低。在考虑2000年五普人口总数存在低估的情况下,文章估计2000年以来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7左右。     

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看世纪之交的广东人口状况

1990年以来 ,广东人口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符合全国普遍规律 ,有的因受广东特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特点。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最新数据 ,分析广东人口在数量、分布、素质和结构等方面的现状和特点     

河南省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模式探讨

本文在分析了河南省建国以来生育水平变化的基础上,从5个方面探讨了河南当前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模式,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推进河南生育现代化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关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机制等原因,要保持和稳定目前这种低生育水平是艰巨的。本文从影响生育水平的若干因素、我国目前出现低生育水平的原因以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难度出发,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论我国人口“生育安全”

生育安全问题包括生育的能力安全、生育的过程安全、生育的健康安全和生育的保障安全。生育安全不仅关联着生育的质量,而且关联着生育的权利和健康的权利。在我国,当前环境污染威胁着生育的条件安全和能力安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中不安全因素威胁生育的主体安全和过程安全;滥用辅助生育技术对生育保障安全构成威胁。生育安全命题具有理论和政策价值。生育安全是人口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凸现生育制度的安全追求是新时期的新使命。测度生育安全的指标体系包括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2000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

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妇女的生育率水平是20多年来人口学界一直关注的课题。2000年普查登记人口为124 261万,比1999年和1998年年度统计公报的人口还要少,说明人口漏报问题已经达到中国人口统计体制无法包容的程度。文章按照中国历年小学招生数计算出2000年普查时0～16岁人口漏报5 378万。据此,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时的总人口应是13O 885万(假使存在1.81％漏报率)或者129 889万(不存在1.81％漏报率)。按照2000年普查公报人口126 583万计算,1982～2000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接近2.3;如果按照文章中提到的13亿左右的人口计算,同期妇女则平均生育了2.3个以上的孩子。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流动人口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社会变革与城乡变迁中最令人瞩目的人口现象,但是在生育率研究方面,人口流动的影响到底如何仍然并不十分清楚。本文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对流动人口进行了识别,并通过计算和比较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生育率水平与孩次和年龄模式方面以及户籍性质方面的差别,表明人口流动极为显著地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并进而在全国层面产生了降低生育率的显著影响。因此,流动人口不仅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而且还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破除流动人口就是超生游击队的陈旧观念,并认识到人口流动实际上是生育率降低的有力促进因素之一。     

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推算——基于“六普”数据的初步研究

文章根据公布的"六普"数据,对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进行模拟推算,并与往年普查及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五普"0～14岁低龄人口漏登2 056万人,女性漏登率高于男性,1岁和7岁组漏登率最高;2000～2010年育龄妇女人数增长了7.86%,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35～49岁女性增幅较大;总和生育率经历了由降到升、再到稳中有降的过程,2000～2009年历年加总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48。另外,"五普"低龄人口漏登并未导致此前一些研究认为的近10年"生育率被严重低估"的结果,由普查与调查数据直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与推算值之间的平均落差仅为0.09。在生育率低走、育龄妇女人口规模缩小且其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的多重影响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1949～1999年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推算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人口统计中存在着户籍统计与人口普查的差距、缺乏长期、连续和可靠的人口、劳动力数据等问题,特别是尚没有对于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信度较高的劳动人口、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时序列数据。本文将在指出中国人口统计中存在问题的同时,利用人口普查等资料,用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和我们独自的方法来推算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国总人口、分性别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劳动人口、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以及分行业的从业人员等时序列的数据。     

Population Density and Fertility in 22 Indian Villages

Do agriculturists in the Third World sometimes adjust to increasing population density by having fewer children? Over-time data (1961–1972) for 22 farm villages in India point to such a possibility. Cross-sectionally, villages with higher density tend to have lower fertility, even with controls for village caste composition, prior fertility, female literac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imilarly,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for village density is negative when the cross-sections are “pooled.” Population density apparently has an inhibiting effect on fertility in these villages.     

Sterility in a Population with Natural Fertility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age pattern of sterility in a natural fertility population of 16 English parishes. We examine estimators of sterility proposed by historical demographers. We demonstrate through Monte Carolo simulation of reproductive histories that the estimators proposed earlier work well only if the ages to which the estimates pertain are substantially modified from the original formulation. The new estimates show a much larger positive effect of childbearing on sterility than would the earlier ones. We also present estimates of the age pattern of sterility due solely to the process of ageing by eliminating secondary sterility induced by childbearing. This curve rises slowly until age 40, after which the proportion sterile increases rapidly with age. We find no evidence of a sharp rise in the risk of sterility in the 30s.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of a decline in fecundity by examining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only for those women who are known to be fecund because they later bear children. The evidence suggests only a moderate decline until ages 35–39 and a much steeper decline thereafter.Finally, we illustrate the danger of the use of a clinical test of infertility commonly employed. We show that if women are judged to be infertile because they have not become pregnant within one year of unprotected exposure, then a large fraction of those so judged will be falsely diagnosed. We conclude that the one-year period is too 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