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永生与死亡焦虑——大数据时代的人文结论

哲学必须回答人是什么. 人创造了自己, 从而创造了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神. 世界因为有了人, 从而改变了仅仅由生物的遗传密码实现进化的物种演变的规则. 人创造了智能进化, 形成了个体和人类同构的新生命新范式, 缔造了一个整体性生命. 人以死亡焦虑作为其逻辑起点, 以死亡认知作为其动力机制, 以死亡逃逸作为其终极目标, 这个新生命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信息化的生存方式, 把人类整合自身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充分提高, 个体已经完全不是集合意义上离散的单元,而是整个生命的细胞. 每一个人将自觉维护这个整体性的生命. 所以, 人类将永生. 这是理性乐观主义的终极表达.     

人是实践创造着的存在物

<正> 人是来自于自然界的高等动物.但对于文明时代的一切人来说,与其说他们生活在一个自在的天然世界的“怀抱”中,倒不如说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塑造过的越来越人化着的感性世界里.人类在世代相继的辛勤劳作中,既立足于天然的物质世界,又不断地为自已塑造着这个有别于天然世界的属人的、感性的对象世界.当然,人类在现实地创造着这个人为化的感性的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同时,现实地创造和完善着人自身.离开了实践创造活动.既没有这个直面于人的现实的感性世界,也不会有作为文明人的人.现实的人,就是实际活动着的人,是不断实践创造着的存在物.     

论哲学研究的双重原则: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哲学研究的双重原则,任何哲学都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情怀。解释世界是指哲学研究要思入社会时代的深处,用思想去握到它的时代与现实。改变世界是指哲学研究要对现存的一切作无情的批判,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真正的哲学研究应该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担负起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学术使命。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观照下的“两个世界”问题

将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基础",只强调是人创造了宗教是不够的。与其说是人创造了宗教,不如说是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社会创造了宗教。费尔巴哈看到的"世俗基础"是直观的、非历史性的;新唯物主义看到的"世俗基础"是具有历史性的"世俗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宗教问题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观念世界问题不是观念世界本身的问题,不在世俗基础、现实世界找到原因,开好药方,注定无法真正看到宗教世界、观念世界问题的真谛。现实世界的改变,不是能够通过提出某种新的范畴、新的理想就能改变的。纯粹观念世界的逻辑无法真正地改变世界,最多只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必须改变世俗基础、现实世界本身,才能让观念世界、想象世界改变,也才有希望最终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论人生快乐的哲学意蕴

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原则,可人生往往陷入不快乐的深渊,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人”这个特殊存在者在追求成为真正的人的时候受累于外在与内在的束缚,特别是在“人化”的搏弈过程中迷失了内在的自我,从而使人的内在心境产生差异,这种心境的差异表现出了人生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同的人生境界对快乐的感受就千差万别,因此,要真正达到快乐的彼岸世界我们就必须摒弃外在与内在对人的束缚,从而达到人生的本体境界,唯有如此,人生快乐才可能真正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

从哲学意蕴上看,人的全面发展有三个相互联系和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人本身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意识,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内因条件;二是人自身生存和生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外因条件;三是人们能将外部世界改变为有益于自身发展的“人化世界”,即人们改造了的、适合于人们不断发展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简单的适合于自己以外的外部环境,而且要在改造外部环境中使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充分实现.因此,在一个新的外部世界或者环境来临的时候,这既包括着人自己对这个新世界新时代的贡献,也包括着这个新世界新时代对人自身的新的塑造.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是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造就新一代建设者和革命者、促进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新的时代.     

艺术实践本性论纲

现在,在文艺理论界愈来愈多的人几乎都毫无异议地认为:艺术如同“文学是人学”这个口号所表明的那样,它不仅以人为对象而且以人为目的了。但是,若要在理论上达到对艺术的这一性质作科学而深入的说明,恐怕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纯认识论的思维惯性在作祟。所以,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对艺术性质的理解上真正有所开拓、有所突破,恐怕还得要在对传统的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这个范畴。实践是通过改造客观对象来满足主观需要,在对象世界实现主观目的的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所以,把实践的观点引入文艺理论,也就意味着抓住了文艺活动与人的自身需要、价值意识和行为准则的内在联系;这样,也就把文艺活动中人的位置给突出起来了。这表明,要是离开了实践的观点,艺术的“人学”性质,也就无从谈起,更难以获得真正科学而深入的阐明。     

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一个诘问谈起

在《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针对马克思的诘问:"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本文意在阐明,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前提,改变世界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归宿,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统一的。无论是在提出诘问的海德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统一都显而易见。同时,海德格尔和马克思都力图克服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但采用的方式不一样。海德格尔通过对"人生在世"结构的分析,消解了这一对立,指出人与世界的天然一体性,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世界即是改变世界;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克服主客二元对立,在此意义上,对世界的解释必然要诉诸于改变,改变世界即是解释世界的彻底实现。     

论现代艺术的形式语言

在现代主义艺术中,为了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艺术家无所顾忌地以非理性方式肢解自然并使人非人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现代艺术家加强了对形式的艺术探索.于是,形式语言堂而皇之地成为时代艺术的特征.形式语言不再处于旧有的反衬地位并逐渐摆脱依附的共存关系后,就改变了艺术审视的主体,使美学理论与思维得到重构,并且拓展了审美的范畴,丰富了美的内涵,使艺术创造有了更加自由的发挥和创造.     

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科学内涵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 ,是我们党最高的执政理念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体现 ,也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根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但是 ,我们应当明白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时代的发展 ,实践的推进 ,赋予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更新、更深、更丰富的内涵。一、以民为本的核心理念1.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决定的。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毛泽东同志指出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决定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最终因素、最根本力量。古人…     

俞天白创作论

在世界近代史上,大凡一个国家经历了空前的社会浩劫或深刻的社会震荡,这个时代的人们便分外希望重建精神支柱,于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常常渗透进浓重的伦理人文色彩,如二次大战后德国的雅贝尔斯,这个时代的文学则常常具有了深沉的哲理意味,如法国的文学大师罗曼·罗兰。“我们刚从权欲泛滥和兽性泛滥的十年中过来,情况和罗兰生活的法国有     

葛兰西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态更新

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创造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形态更新的一个缩影。他不仅研究抽象的理论,而且研究实际的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搭建起整体框架;他在"伦理国家"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畴体系;他提出既有时代特征,又有民族传统的领导权理论,建立起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科学,揭示了领导权思想结构的秘密,使人的文化世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对象。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创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没有随着革命时代的不复重来而渐行渐远,相反,它指向的恰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必然与我们这个时代同行的哲学。     

艺术与非艺术的文化自觉——论当代艺术的反叛与创造

文化自觉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深层内涵的核心问题。艺术创造从根本上说并不直接改变这个世界,但却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艺术的反叛与创造是周而复始的。用反叛与创造的语境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恰恰是我国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域,并成为观察和思考当代艺术产业研究的理论依据之一。"回归自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其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未来潮流的契合点,体现着高度的文化自觉。     

论现代性与儒学之间的破与立——以价值哲学的中西文化对照为视角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人的存在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现代性背景下,人成为工具理性实践的根本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事实,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却否定了自然存在的价值,导致人与自然形成主客二分的关系,科技、知识、自由带来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决裂;人被利益和欲望所绑架,德性缺失、没有自由、无力创造,人成为所谓"单向度的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由文明冲突转化为文明对话,展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气魄;充分利用儒学价值资源,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存在的人类文明世界显得如此迫切。     

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

人类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是社会发展系统自我检视和自我修正的良机。后疫情时代既是社会历史发展在疫情危机下的阶段性表现，也是发展的新环境、新起点。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但在新旧常态交织的后疫情时代，发展的互联性、高风险性、即时性、反思性等特征尤为明显。对这些发展特性的深化认识，是我们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问题的总抓手。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明确后疫情时代发展的思路和走向，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践达致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面对新冠疫情的现实威胁，世界各国必须凝聚发展共识，协同打好全球抗疫战，争取以更为稳健、更有韧性的发展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疫后世界。     

论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

马克思所称“感性世界”,盖指那些包括主体人及其活动在内的、经人改变或由人创造的属人对象和人为系统。人为性、人化性和人的现实命运的相关性,是其真正实质;“现实的、感性的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现实的、感性的社会,是其基本内容;感性的实践活动是其现实基础;而感性世界的独立性和整体性,感性世界的主体性和客观性,感性世界的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感性世界的人化性和异化性,感性世界的解释性、评价性和改造性,则共同构成其基本特征。     

劳动创造了美——马克思《手稿》美学命题论(一)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美学命题,这对黑格尔和赏尔巴哈的理论既是一种历史性的扬弃,又是一种开拓性的超越。美作为人类直观自身的对象,既是客观的、感性的,来自于现存感性世界,又是主观的、对象的,它不是现存感性世界本身,而是人“所创造的世界”;现存感性世界成为人的对象世界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人的劳动和劳动的对象化。正是在这个意叉上,劳动创造了美。     

论茅盾前期对文学与人关系的思考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伟大的文学家总是在探讨人的地位和价值的过程中寻找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从文学与人关系这个特定角度来考察,西欧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其主导倾向是“非人的文学”.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发现”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这在人类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辟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变迁史上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伴随着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现代文艺思潮的澎湃腾涌,周作人第一次在中国文坛上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念,鲁迅首先创造了以《狂人日记》为标志的人的文学.周氏兄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绩建构起一个全新的“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同中国封建性的“非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了整体性的对立.茅盾在《关于创作》一文中对五四文学革命作了这样的概括:“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     

论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

§1 本世纪行将过去,人类在世界局势剧变,新旧格局交替的状况中走向世纪之交。当此之际,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走向问题,格外令人瞩目。 人类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走向,蕴含在人们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亦即取决于人们现在怎样行动。要使社会健康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历史进步,就必须确立合理的历史进步评价尺度——历史创造活动的价值目标,据以评价现实和现时代,进而指导继续展开的历史创造活动。     

社会文化转型与嬗变中的思维方式

人类的生命创造活动，在创造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表现着其智力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形成着人类心智水平发展的相应的思维方式。“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我们沿着生命主体与对象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主、客体分化水平的轨迹，就可以了解作为人类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交换活动的基本历史存在形式。就可以了解人类思维方式随对象世界之变化发展而展现的特征所在。“‘那些发展着自己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所以，思维方式之变化能够体现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