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骈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在魏晋六朝呈现创作高潮的骈赋与骈文，有其光照文坛、不可磨灭的辉煌，可称为一代之文学。从两汉辞赋，而发展成为骈赋、骈文，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文学形体的创造。骈赋始于陶渊明，之后，经鲍照、谢庄、江淹、孔稚、庾信等开拓发展，走向一个高峰。骈赋与骄文，同名为骈而又异名者，各有其特色。其特色之影响，几乎与中国古代散文相终始。骈赋、骈文的产生，有与辞赋自身演变的规律一脉相承的内在根据，也有时代的决定作用，同时代姐妹艺术的影响。还有一定时代审美意识的制约与规范等诸多因素。     

论张衡的文学成就

张衡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汉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赋和诗都很有成就,并对中古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建国以来,一直很少有人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张衡的文学家形象常为其光辉的科学家形象所掩,未能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孤立地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很难发现张衡的意义;如果我们将张衡的文学创作放在两汉至魏晋的文学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张衡是建安文学崛起前东汉最杰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对话体赋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

对话体赋是一切赋体之始祖 ,并且是后世赋之创作的主要体裁之一。然而 ,千百年来 ,在赋学研究界 ,对话体赋一直未能获得命名。作为一种体裁 ,对话体赋有相当明显的形式特征及语言特征。先秦两汉的对话文化是对话体赋赖以产生及生存的土壤。对话体赋的出现 ,也使中国文人从此有了虚拟的、文学的对话性这一崭新的生存维度     

兴楚盛汉,蔚成大国——刘勰论汉赋的性质源流

刘勰在折衷旧说、兼采并蓄的基础上,对于汉赋的性质源流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见解.他认为赋(汉赋)在表现内容上以铺写事物与抒发情志为主,在艺术手法上以铺采扌离文、驰骋翰藻为要,比较符合赋文学发展的实际,但忽略了俗赋叙写故事的功能;他把赋与颂、楚辞分而论之,甚有见地,却误将七、答难(对问)摈斥于赋外;刘勰兼综诗源说与辞源说,对赋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清楚明晰、有条不紊的梳理,同时又抛弃了檀道鸾的赋源诸子说,重诗源而轻辞源,并且对于赋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论之不足.刘勰从汉赋本身的实际情况描述其兴盛图景,探讨其盛衰之因及文学影响,并不十分全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赋文学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这些贡献与不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论

对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进行的初步研究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内容 :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文学文体的成熟 ;先秦两汉文学家对文学与语言关系的不同认知促成了当时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语言的发展推动了思维的成熟 ,从而促成了先秦两汉说理散文的发展与成熟 ;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孕育并促生了纯文学 ;先秦两汉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文字的统一和隶变 ,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促发了文学的繁荣     

沈约辞赋简论

沈约辞赋简论林家骊“赋”这种体裁，起始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荀卿和屈子，大盛于两汉，演变递进于魏晋六朝，至唐变成律赋，至宋又成抒情小赋。六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辞赋这种纯正的文学体裁就相当地受到重视。一个作者的文学水平，往往既要看他作诗的水平，又要...     

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

继战国文学而揭幕的(秦)两汉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随着封建专制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儒学终于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并理所当然地对有汉一代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汉代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复杂原因,同时也由于儒家狭隘实用的功利主义哲学经常造成对文学的束缚、损害和破坏,这就使道家思想始终得以作为一种与儒学相补相抗的理论而对这一时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同样不可低估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两汉文学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对两汉文学以及后来文学发展的作用如何?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老庄思想的历史功过,同时,它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以从中取得借鉴方面,都是一项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