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秦国外戚研究

中国有史可查最早的外戚可追溯到春秋时期辅佐晋文公的狐偃、狐毛兄弟。外戚干政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长期以来为历代史家所诟病。但是在战国后期,血缘宗法贵族社会向君主集权专制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代,秦国的外戚群体为秦国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 ——读《汉书》札记

通过对西汉一代大司马之职的考察,认为西汉大司马一职多为外戚所把持,是皇帝个人专权机关“内朝”的骨干。大司马之职是否专有军权与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帝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戚地位的上升是西汉中晚期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     

北魏外戚述论

北魏外戚述论孔毅外戚政治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北魏显得颇为特殊，这就是：秦汉以来外戚屡屡干政的政治局势得以抑制；同时，母后专权又较为普遍，但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母后专权又与外戚于政有不同的意味，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气息和文化风俗。“妃后无...     

论唐代后妃与朝政的关系

本文从唐代后妃干预朝政的历史背景、后妃干政的具体情况及外戚与后妃干政的关系等方面论述唐代后妃与朝政的关系 ,进而探讨了为什么唐代后妃干政尤其是出现了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 ,都未能动摇李姓王室的统治 ,唐朝的政权没有毁于后妃与外戚专权 ,而是最后毁于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     

东汉桓灵时期的外戚及其政治

东汉桓灵时期外戚与宦官互相争斗,构成了独特的外戚与宦官政治。外戚梁冀专权弄私,杀戮李固、杜乔,颠覆了当时的社会价值,也充分展现了梁冀极权独裁者的暴虐性格。外戚窦武,请愿桓帝,声援并跻身于党人队伍,又因诛杀宦官未果,蒙受杀身之祸,彰显了周至汉代儒家所培育的士人与忠臣形象,其失败表明儒家治国理念已经不能指导当时社会历史所出现的新问题了。外戚何进的出身是卑微的,其与宦官的结怨,是汉灵帝故意制造的,也是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依赖"包藏祸心,乘时构乱"的袁绍兄弟,不利用手中权力翦除宦官,却调集董卓等将领胁迫皇太后,导致兄妹意见分歧、政治的极端紊乱,王夫之言其"心胆失据",的确是有道理的。     

光武君臣以史为鉴论

史学最普遍而有效的社会功能应是以史为鉴,东汉光武君臣就是比较成功的典型,为《后汉书》所称道。东汉较西汉统治稳定得快,兴盛要早,其因就是光武君臣能以史为鉴。首先,妥善处理功臣;其次,防范外戚;第三,限制诸王;第四,避免周边用兵。尤以妥善处理功臣最为突出,与西汉初杀戮功臣对比鲜明。这与光武君臣文化素质较高有关。然光武帝强化君权又为以后外戚、宦官专权埋下祸根;优待功臣又使豪族地主势力膨涨,激化了社会矛盾。东汉最终没有逃脱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厄远。     

试析唐代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与东汉时期对比分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也是反宦官斗争遭遇挫折最大的时代。与东汉相比,唐代的皇权、相权、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外戚力量和学生力量都相对小了很多。唐代中后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皇帝对宦官更加依赖。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官僚集团、外戚和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宦官也是依赖性大于反抗性。与东汉相比,唐代的宦官掌握政权和军权也更加制度化。这些都导致了唐代中后期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秦学颀皇权与外戚的关系是东汉政治史研究中的课题，它对于深入研究东汉王朝集权政治的内涵、演变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光武、明帝时期皇权与外戚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看，东汉前期的外戚都出自土族，东汉王室从士族地...     

试论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会行为及其形成原因

唐前期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上,其短期性特点较历朝历代更加突出.外戚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命运的短暂周期及外戚权力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也使唐朝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我行我素,不顾礼法,及时行乐,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以自我为中心,在社会行为上倒行逆施,骄横不法,在社会生活上奢侈淫佚,竞相豪华,逞欲胡为.外戚短期行为导致宫闱秽乱,暴虐腐化,使唐朝廷内官僚、士大夫结党营私,玩弄阴谋,使朝廷上层常处于血腥之中,由此形成唐前期政治的特征.     

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外戚、宦官专权的时期,而东汉一代外戚、宦官作为两大政治集团不断地相互倾轧,杀戮,其斗争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害之深则显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还有第三种力量——士大夫卷入了矛盾的旋涡。本文拟就士大夫在外戚、宦官斗争中所扮角色、最终归向等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弄清东汉政治史的脉络。     

概念与机理：政体的设计理路

政体是和国家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反映国家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组织之间的权限关系。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国家政体的具体形态。随着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演进,人类社会经历了集权政体向分权政体的转化过程。政体是历史生成和人类理性建构的产物。政体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人类政体设计的基本理念。传统社会的政体设计体现了集权主义和权力本位的精神实质,将权力集中在最高统治者手中以实现专制统治是集权政体的最高设计理念。就现代社会而言,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保障人们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和充分普遍的社会福利便成为分权政体的价值取向。     

浅谈抗联一军军部设在天桥沟的原因

由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曾活动于辽宁省宽甸县天桥沟地区并把军部设在这里。其原因在于天桥沟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群众基础,同时,这里也是日伪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易于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

梁季侯景之乱,具有摧毁南朝统治中心和南朝统治阶级中心的双重含义。建康沦陷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利资源走上历史前台,并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江陵士族集聚并重建政权的战争,显性战线有两条,即歼灭侯景以复国、削平宗室以集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隐性的战线,即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后可能引发的南北战争。随着显性战线的深度推进,江陵步入所谓“光启中兴”的巅峰。但是,削平宗室的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导致了集聚江陵士族的全数北迁,标志着江左二百余年士族政治的终结。此后建立的陈朝,社会阶级基础已殊异于前。江陵政权短暂的历史呈现,实质是南朝士族政治趋于末路的悲凉。     

咸同之际滇、陇回汉民族关系与回民起义

由于各种原因,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前夕,回汉民族关系已趋紧张。起义发生后,大理政权制订并实施了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使回汉关系基本趋于正常,对大理政权坚持长期斗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甘肃回族起义中回汉关系紧张状况进一步发展,虽然各回民军领导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未能扭转局面,从而对起义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同两地起义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以及两地回族社会具体发展的差异性有很大关系。     

简论西夏文及其辞书

本文对西夏古国的产生、西夏文的创立和使用,以及对西夏文献、西夏文辞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查考,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线索,以供借鉴.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及影响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与其收取兵权的措施相辅相成，对宋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及巩固新生的宋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助长了军队经营活动之风。这一政策为宋朝士大夫们所推崇。太祖以后的宋朝统治者固守“祖宗之法”，使宋初以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活动成为后代军队无度经营的滥觞，对宋朝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举办民众教育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推行民众教育.此时的浙江民众教育,在贯彻执政党政策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民众教育机构的建立、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置、识字运动的开展等.在当时对完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改进和提升区域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作用.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南诏的兴亡及其与唐、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三者关系中,唐王朝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不开.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再论王建假子在前蜀政权（907 925）中的作用

前蜀建立后,王建的假子作为创业勋臣,出将入相,盘据要津,在前蜀军事、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东出伐岐,连克秦、阶、成、凤四州;西败南诏,安定了前蜀的西南边境;但在后唐伐蜀之战中诸假子不战而降,导致了前蜀速亡。身为权要,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漩涡中:王宗佶争立、元膺之乱及王衍继立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假子都参与其中对前蜀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子们贪赃枉法,擅作威福,也加剧了前蜀政治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