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唐代明经科与进士科的位相:制度上和社会认识之间的乖离

唐代的明经科是国家为加强中央集权化而形成的科举制度中比进士科更占优势的科目,但处于当时以士人为中心的社会认识中反而不如进士科重要。这种制度和社会评价之间的拮抗过程使明经科的实质重要性渐渐下降,直至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变成进士科这一单一科目。通过对比进士科和明经科反映出的这些现象表明,在国家权力和士人在社会、文化上的力学关系中,士人所起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令人瞩目。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科举,它不仅是以国家选拔官员为主的政治制度,其中还包含着士人所主导的社会、文化性因素和影响。     

中国传统民粹主义和民本主义中的士人角色

民粹主义与民本主义的认知,主要是以对脑体分工的曲解为前提,将士从农工商的复杂关系里剥离出来,使士人形成“知识原罪意识”;再以“知识原罪”为逻辑起点,推演出传统士人特有的民粹心态和带有歧义的民本主义价值观。这种通过“重农———重民———民本”的逻辑推进而植入对士人的复杂认知过程,决定了士人的社会定位与自我定位:他们既被贬,也自贬。中国传统社会,是从对士人的隐蔽性贬抑转向公开实施反智主义的政策;使士人在社会地位不断降低的同时,不得不走上依附体制的道路。他们依附体制的心理轨迹与封建制度的刚性规定不期而合:一是由进入庙堂而“恒产化”形成的顺向耦合;二是知识罪恶感与反智主义政策的无奈耦合。这两种耦合强化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性,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后的角色转换带来了难度。     

移民与近代湖南士风

湖湘士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独领风骚,凸显了近代湖南士风个性鲜明的特点。在近代湖南士风的孕育、形成、定型及发展过程中,移民与移民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宋时期,移民社会直接浸育了湖湘士风。明清之际,全国士风趋于颓废;移民则使湖湘士风有效地摒蔽了颓废之气的影响,经世济时,务实求新。及至近代,这种士风又浸育了一代代湖湘士人,更加彰显出湖南士风的独特品质。     

论《诗经》士人文化主体精神与社会认同

《诗经》时代的"士"是一个"阶级"、也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的变革,"士"阶级不断扩大,在理性觉醒和时代精神感召下,具有文化知识的士人阶级渐次形成并走向政治舞台,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由此一种新的士人主体文化精神形成并在社会践行,成为社会文化核心精神。民本思想的显露,疏远了神权巫术,承认了人的至高无尚作用。士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朦胧性的成熟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同充满活力和野心的时代相结合,得到了社会认同。而诸子百家思想就在这士人文化母体中孕育并形成。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古诗十九首》中的悲情意蕴与生命觉醒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下层文人集体创作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容多呈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蕴,使诗歌形成一种悲凉、哀怨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古诗中这种悲情的意蕴正是汉末知识分子生命意识觉醒的具体体现。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环境,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逐渐淡化,士人开始对生命发出追问和思考,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无论对于文学的个性化还是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隐逸·山水·士人审美心态

(一) 古代士人的社会地位,是在群雄竞起,思想活跃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社会地位的确为他们人格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人格理想的形成则标志着古代士人的生存意义追求已经开始了,隐逸便是士人人格与生存意义双重追求的结果。 西周时期,作为萌芽状态里的士人,还是贵族宗法制度里依附卿大夫的底层力量,还不能参与政治,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求他们不得超出礼制的藩篱,从事越权的社会活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宗法体制逐渐解体,束缚人们身心自由的礼法制度也逐渐松弛起来,贵族士大夫失去对士人的支配力与控制力,士人便不再依附宗族、受士大夫的役使,并获得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新形势下,各种诸侯、新兴地主势力蓬勃兴起,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侯王为实现自己独揽天下     

唐代士人节令假心态初探

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最大因素是自然环境,因此便有了长期对天象、季候的观测。在这种经验的积累上,先民们制定了历法,历法是官方对于来自民间的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固化整合。而节令假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考察了唐代节令假中士人的心态。唐代士人的节假日的心态大致如下:对节日普遍文化内涵的体认;迎合帝王,装点升平;士人的个体化情绪。     

论李梦阳之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关于李梦阳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在某种程度上湮没了其在文学领袖形象之下的士人角色。对李梦阳经世思想、实践活动以及仕宦经历层面的考察,可以窥探出明代中期士人在时代大变迁下,形成了一定的惶恐心态以及对士人状态的反省。在面对商人成长、宦官专权等众多的挑战时,他们力图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重塑士人阶层,扭转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教,以重振士大夫政治。     

北宋时期杭州僧人的人际网络及其交往策略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僧人通过积极参与士人组织的诗社、与士人交游、为士人建立祠宇等形式，与其形成了深刻的方外友关系。另一方面，僧人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的参与。二者之间通过文学交游、佛法交流等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杭州僧人特殊策略的影响，以减少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与指责，进而维护佛教的发展利益。因此，关于人际网络问题的探讨，要打破以士人为主导的研究路径，关注到其他群体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及相应的作用。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略论汉中期的儒学与儒士

西汉中期 ,在儒学独尊的同时 ,大批士人转向儒学 ,完成了士人儒家化过程。他们以儒学为基础 ,吸收其他学派的有益成份 ,与儒学相互融合 ,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观念 ,并用理论观念指导实践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中国古代清议传统略析

清议传统在中国古代形成较早,是民众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从汉魏六朝至宋元明清时期,清议现象一直延续在社会政治和士人心目中,并对古代政治体制、士人风尚、民族文化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