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抑或空间?——对海德格尔的“四重整体”的阐释

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它意味着存在与日常生活世界的交融。诸多学者将其阐释为一个空间概念,但这种阐释切断了这个概念与其前期存在论之间的联系,因而不利于对其进行完整的理解。四重整体与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有着深层渊源,作为对生存论存在论的矫正,它撤销了此在的主导地位,但人的一方仍在沟通存在与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此在的时间性在此仍是有效的。海德格尔在对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人在存在之运作中的意义。同时,对应于四重整体,海德格尔也提出了四维时间,这说明四重整体在本质上仍包含时间内涵。     

从“万物一体”看王阳明治世的平等思想

"万物一体"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大家庭,众人是吾人的兄弟姐妹,万物是吾人的同类朋友,吾人要以血亲关系来看待天地之间的众人和万物.所以圣人和凡人是平等的,从事不同的职业的人也应该平等.王阳明的"圣凡平等"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表明人与人在成圣的可能性上是一致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将士农工商提高到一个平等的高度,其基本的出发点在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阳明的平等思想相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来说还很不完善,以致于他自己都不能一以贯之.     

论张栻的“万物一体”思想

"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学史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继承这一思想,湖湘学派的代表学者张栻从多方面对该命题进行了理论深化。人之心即"天道之在我者",即是天理的呈现。既然人与万物都源自天地生生之意,便应通过一套"反身而诚"的功夫将仁爱精神"推"至万物,以实现"民胞物与"的目标。这种仁爱并非普遍无差别的兼爱、泛爱,它必须通过一套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予以实现。这种看似有所隔、有所分的爱有差等的实践方式,因其贯穿着儒学"一本"的精神,因而是真正的"廓然大公"。     

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本心之仁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的核心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思想,能更好地揭示儒家的仁爱之心。主要从人与万物、群己关系、成就自我、自我与群己四个角度来说明本心之仁的拓展。     

程颢“万物一体”论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先秦开始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到了宋代,通过二程演变成为“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思想。程颢“万物一体”的生态系统论提出“万物同出于一体”与“万物同处于一体”;“万物一体”的天人关系论强调“天人本无二”与“惟人万物之灵”。这些生态伦理思想为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态哲学提供了可靠的思想资源。     

“一体”与“一气”——试论明儒蒋道林“万物一体”论的气之维度

明儒蒋信在学术师承上学兼阳明、甘泉两家,在理气、心性等诸多方面对明代中叶兴起的心学浪潮做出了理论上的深化与推动。蒋道林之学以"万物一体"为宗。受横渠与甘泉影响,"气"是他论证"万物一体"的核心因素。气构成了万物的存在,人与天地万物同此一气,故人与万物具有一体性。以此为基,"万物一体"便不仅一种单纯的心灵境界,而是一个存在论上的实然。但蒋信的"万物一体"又不等同于王阳明良知学意义上由良知呈现之仁为理据的"一体",它所体现的更多是甘泉学派有无相生的气化运动模式。     

真善美统一——王阳明“万物一体”观核心问题释义

王阳明在良知学说的基础之上所阐释的"万物一体"观,是阳明心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他通过强调"心体"和"仁体"的无限关联,指出万物一体之仁的核心,即达到本体论、伦理观以及审美境界上的统一,以通达存在本体之真,体用道德伦理之善,体验心学实践之美。这样的真善美统一,构成了"万物一体"观圣人理想人格追求的核心。所以,对王阳明"万物一体"观如何实现"真善美统一"这一核心问题,进行释义就非常必要。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论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所提出的泛爱万物命题具有伦理性质,同时也表达了他从价值层面肯定世界之观点,天地一体是其哲学基础,一体之爱思想为儒家的差等之爱提供了理论支撑。宋儒和惠施皆持肯定世界之立场,并且在立论方式上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惠施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构建一体,而宋儒则是通过智慧的方式,二者在理论上所具有的这种关联性表明,惠施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值得关注。     

西方感知现象学与中国感物说

学术界一般以为梅洛.彭迪与胡塞尔最接近,视他为中期形而上学家。而实际上梅洛.彭迪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至少存在内容上的六大区别和方法论上的四种区别。梅洛.彭迪后期的间接本体论很值得重视,是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这种本体论有五方面的内容。感物说是中国古代诗学和中国哲学的机枢。比较梅氏的感知现象学与中国古代的感物说,间接本体论与道家的宇宙观及《易经》思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感物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梅洛.彭迪的感知现象学和本体论思想之间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     

论形式逻辑与物的世界的关系

任何一种逻辑都要面向一个世界,形式逻辑也不例外,它主要面向物的世界,物的世界是形式逻辑的存在基础。物的世界是一种理论世界,它的产生具有“合法性”,符合人类的自然倾向,那就是对确定性的渴求。形式逻辑是物的世界的逻辑支撑,形式逻辑的发展程度和样式制约着物的世界的具体形态,物的世界的理论发展和形式逻辑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物的世界是一种必然的世界、自然的世界、知识的世界。作为一种面向物的世界的逻辑,形式逻辑在本性上与物的世界相契合,它具有必然性、可控制性、可计算性等。     

论现象学技术哲学中的“技术实事”

现象学技术哲学应当坚持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朝向实事本身,但＂技术实事＂并不能简单地被当做具体的＂技术物品＂来看待;＂技术实事＂之所以被当做＂技术物品＂看待,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意向性的理解不同;对意向性的不同理解则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混淆了存在论和存在者两个不同的概念。     

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四重逻辑

伟大建党精神是立党兴党强党的巨大精神动力,深入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从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逻辑着手,深挖四重逻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而言：从理论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两个结合”的思想典范;从历史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昭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实践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伟力;从价值逻辑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演绎党的初心使命。     

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立意特性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将意趣放在首位，对立意极为重视。从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创作动机着手，抛开视觉艺术均具有的基本的对“美”的追求，从更深入的角度提炼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道、儒、释三家影响之下所孕育出的“天人合一、托物寓情、物随原境”的立意特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治国方略。文章主要介绍了这种“礼法结合”的产生、发展、完善以及研究它所得出的理论价值。今天 ,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及时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是对传统治国方略的超越。     

建立中国的管理哲学

从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的差异分析开始,指出:如果没有管理哲学,管理科学的发展有如"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只有管理哲学才能使管理科学的灵魂显在化.作者提出六项论点论证了建立中国管理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立中国管理哲学除夯实管理科学的基础外,还具有一层历史文化的深厚含义,即中国管理哲学为"科学管理中国化"提供了一条道路.     

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价值向度

研究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价值向度,要明确二者融合的价值基点,并遵循其融合的价值原则,进而认识其融合的价值指向.二者具有开放性特质与内在契合性,并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这是二者融合的价值基点.二者融合应依据的价值原则是,一方面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看待中国传统哲学;另一方面,在大力推动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积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营养与力量源泉.目光注视未来,二者融合具有清晰的价值指向,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发展,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诉求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是在实现人类解放、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高诉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学说的目的和使命,也是他们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一过程中内在的逻辑归宿和价值追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实践过程,为此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论现代企业理论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结合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关于可变人性的观点与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新人的观点的互补性,有助于设计塑造企业经营者“人性”的物质精神激励机制;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监理会和经理之间的制度硬约束与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党委会、职代会、工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思想软约束差异,有助于推动建立国企“大法人治理结构”,既明确“党委会”的地位,又保持党委会、职代会、工会在“大法人治理结构”的相对独立性;两种理论的结合可望产生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