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朋赋》补校

1.2、昔有贤士,姓韩名朋,少小孤单,遭丧遂失其父,独养老母。谨身行孝,用身为主意远仕。忆母独注(住),[故娶]贤妻。(137页) 按:“用身为主意远仕”,应在“主”字后断句。“谨身行孝,用身为主”,上句就家而言,下句就国而言,即孔子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也。“主”指君王。项楚曰:“‘用身’费解,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改作‘朋身’,亦非是。原文‘用’字乃‘母’,字形误。”按:项说非。“母身为主”,语意不明,亦甚别扭。王利器之说可以成立,然体察文意,亦非是。“用”字无误。     

李渊的感情投资

人是隐藏在他的舌头底下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真是有道理。裴寂给隋炀帝当差的时候,职位不是很高(时任晋阳宫副监),但留守太原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偏偏就愿意结交他。为什么呢?表面看,李渊结交裴寂.处的是朋友的感情,殊不知李渊看重的实在是裴寂"县官不如现管"的岗位优势——主抓物资后勤工作,有实权。     

中华姓氏的当代形态

1991年2月26日上海《报刊文摘》报导:江苏苏州最近出了个姓“点”的小孩儿,早在母亲怀他6个月时,全家人就为他出生后姓什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为这个未来的孩子既是父系的独生子女,也是母系的独生子女,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都希望能跟他们姓。于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经多次商讨,在孩子出生后报户口前,终于由外公拿出了最终方案。并获得全家一致通过,这就是不随任何人姓而是另取一个新姓——“点”。其理由是:姓名本身只是一人的特定符号,突破传统姓氏范围是完全可行的;“点”字下部有四点,分别代表全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个姓,“点”字上部为占有的“占”字,姓“点”即表明这个孩子为“全家占有”。报纸认为,这一做法无疑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为解决“四二一家     

编者随笔

小平同志不仅性格倔强 ,思想敏锐 ,而且在处理问题时亦常有惊人之举。譬如 ,他那句有名的“不争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面临关键时刻 ,一群理论“左派”纠缠于“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之类的“伪问题” ,并对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大加挞伐。其要害 ,是借此否定改革。小平同志就此提出了“不争论” ,使得改革沿着“三个有利于”的正确方向深化下去。近来读到王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转述了张中行老先生说的一个故事 ,忽然对“不争论”的内涵更加深了一层领悟。故事是这样的 :古时候 ,某甲和某乙…     

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 本月2日,成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召集一些在首都工作的经 济学家举行了半天座谈会。我收到了请柬,因为出院时医生嘱咐尽可能 少到人群中去,因此只送了个书面发言,没有去参加。会后听说那天会上有人在发言中讲了姓“资”姓“社”问题。事情也很凑巧。我送到会上那个书面发言的题目正好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其中一半多一点的篇幅是一般地讲姓“资”姓“社”问题的。现在我寄你一份,给你看看。要弄清楚姓“资”姓“社”问题的性质,就要考察这个问题提出和发展的历史。 这段历史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开怀一笑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白、曾两个书生。有一天,两人在外面行走,同时发现路旁有一文钱。两人都说是自己先看见的,这文钱应该归自己。两人争辩了半天,谁也不让,只好来到县衙门要求县官判决。县宫要他们各做一首待,看谁的待中讲得最穷,这文钱就给谁。白书生说:“茅屋见青天,屋内断炊烟,目无隔宿米,夜无鼠沾边。”县官点头道:“嗯,是蛮穷的。”曾书生接着说:“天地是我屋,月亮当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姓名 ,仅仅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符号吗 ?《礼记》言 :“名者 ,人治之大也 ,可无慎乎 ?”故姓名学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历史中同具体的历史人物已形象化了 ,当姓名代表着人的存在时 ,名字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了 ,而中国古代之姓氏一开始就与治国安邦相联系 ,故《礼》之为定名之法曰 :“不以国 ,不以官 ,不以山川 ,不以隐疾 ,不以牲畜 ,不以器帛” ,所以如此者 ,诚如《左传》之言 :“以免以国废名 ,以官废职 ,以山川废主 ,以牲畜废祀 ,以器帛废礼。”姓氏者人伦之纪 ,文明之根也《广雅·释亲》曰 :“姓 ,子也。”王念孙疏证 :“姓者…     

如何认识温州经济格局——与李云河同志商榷

读了李云河同志的文章《对温州经济格局的再认识》(见《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再认识》),感到有几个问题仍需探讨。《再认识》所说的经济格局,主要指所有制格局,也就是所有制结构。其主旨是想澄清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即温州家庭经济姓“社”不姓“资”,温州模式姓“合”(合作经济)不姓“私”。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对温州农村的经济格局应该重新评价,对其姓‘合’不姓‘私’必须肯定。”就是说,温州的所有制结构中,合作经济即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不容怀疑的,是“必须肯定”的。我认为不然。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是: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王路平学术界多有把王阳明讲学贵阳的书院说成是“贵阳书院”，本文根据贵州地方史志，考证了王阳明当年主讲贵阳的书院是“贵阳文明书院”而非“贵阳书院”。王路平，男，１９５６年生，现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阳明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略论市场经济特征一般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已告一段落。虽然还不能说已取得了观点的完全共识(甚至根本上的分歧也还存在),但无论怎样,只要实践的脚开了头。市场经济规律不可抗拒地运动发展,迫使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得接受这样一个真     

邓小平姓“资”姓“社”观念探析──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论述

邓小平姓“资”姓“社”观念探析──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论述潘起造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姓“资”姓“社”问题是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国建国四十多年来的得与失，也与我...     

“超级大姓”和“超级人名用字”

据有关调查统计，我国古今使用过的姓氏高达上万个，其中现代社会使用的姓约3000个左右。占汉族人口总数1％议上的大姓有19个：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他们总计占汉族人口的55．6％。1987年5月，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杜若甫和袁义达两位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研究得出，李、王、张3姓为“超级大姓”，李姓为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姓，占汉族人口的7．9％，其次为王、张两姓，分别占汉族人口的7．4％和7．1％，3姓共占汉族人口的22．4％。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于1984年用计算机…     

知多一点

如果有人问你：“孔子的父亲姓什么？”你一定会说：“当然姓孔了”。恭喜你,答对了!可是,看古书上说,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看不出他姓孔来。这是怎么回事？     

“百姓”溯源

该文试从语源学的角度对“百姓”一词的词义发展作以勾勒。“百姓”一词的核心语素为“姓”,而姓在周以前就是族的标志。因此 ,“百姓”的最初义当为“百族”、“百族长”。在战国以后 ,随着有姓贵族的没落 ,姓不再起区分阶级的作用 ,“百姓”亦从代指贵族的百族长而转指一般民众     

关于太平天国的“天王”“主”“万岁”问题——与郭毅生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但首义有东、西、南、北、翼等五王,后且累封至二千余王;洪秀全称“真主”,而太平天国除“真主”外,尚有所谓“上主”、“救世主”、“幼主”、“赎病主”;洪秀全称“万岁”,而太平天国初期“万岁”有四位,后因杨秀清逼封,有五位,后期则有八位。这种特殊的现象,其实质如何?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郭毅生同志的《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对此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惜郭文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嗣后不少同志都表示异议,但那些文章的重点皆放在对“天京事变”的探讨上,对上述所谓“六王”、“五主”、“多万岁”问题,则语焉不详,使人不甚了然。笔者有鉴及此,愿将考察所得,贡献于诸治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和同志们。     

姓氏问题对社会的危害不可忽视

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子女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但是,由于“只有男孩能传宗接代”“无儿继父姓是绝后”等封建观念和落后的社会心理仍存在,因而,社会上只“可随父姓”而偏废“可随母姓”,现行实为单一的父姓制度对社会危害匪浅。现在,不少家庭仍从“只有男孩能传宗接代,而女孩生得再多也不能”,“无男孩是绝后”的陈腐观念出发而违反生育政策大量超生人口,如第二胎还是女孩便要生第三、第四胎,直生到儿子才罢休。这些陈腐落后的观念心理之所以能顽固存在,原因是男孩能将父姓传下去,女孩则不能,能将父姓传下去自然就是传了宗接了代。     

关于温州经济改革与解放思想的思考

在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三年的今天,小平同志又一次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要突破凡事先问“姓资姓社”的“左”的思想束缚,提出判断“姓资姓社”的三条标准,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从实践标准的讨论到生产力标准再到判断“姓资姓社”三条标准的提出,反映了时代的前进,标志着认识的深化、飞跃,它必将促进思想的大解放,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温州实际出发对解放思想作一点哲学思考。解放思想,首先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温州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人们     

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

“海权论”近年来在日本大有流行之势,《呼声》月刊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标本。其基本内容是刻意煽动“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主张日本采取“挟美制亚”、“借船出海”的国家战略,从中透露出作者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目的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从列宁的“根本改变”到邓小平的新“判断标准”

1929年,在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的文章里,当时担任俄共《真理报》主编的布哈林曾用大号字母和黑体字引用了列宁晚期(1923年)的光辉著作《论合作制》中的一句名言:“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来作标题。70年后,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姓“资”和姓“社”的新的“判断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以说,从列     

把手松开

记得童年时,外婆给我讲了个很古老的故事:古时有姓王的兄弟俩心地善良,却贫困燎倒。一日神仙送给他们一对大雕,叫他们哥俩坐神雕到月亮上去各捡三块黄金回家,到了月亮上,年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