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动詞加“着”重叠式

一在汉語里,单音节动詞加“着”可以构成“X着X着”这种重叠式。在复句里,它总是出現在前一分句,表示不停的动作;后面分句表示新事物新情况的出現。如: 1.他笑着笑着眼前像电影片子似的把那天打     

人民革命的风雷颂——论《女神》的主题

《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革命新诗集,它和鲁迅的《呐喊》在小说方面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一样,在诗歌创作方面具有继住开来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女神》的评价,特别对《女神》主题的认识还很不够;一般虽都承认《女神》所表现的反抗精神和朦胧的革命理想,但却认为其主题是歌颂祖国,歌颂自然,所表现的是爱国主义思想。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的悼词中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这是对《女神》最确切的评价。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论郭沫若的文化选择及其“生命底文学”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呈现出不中不西的混合状态。他以动的文化精神为统摄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幅度的重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与他通过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形成的“生命底文学”的诗学观念有着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决定着《女神》的风采与格调。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杜甫的自责精神应受到尊重——有感于“独耻事干谒”的训释

“独耻事干谒”,这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下简称《赴奉先咏怀》)中的一句,与评价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关系甚大,应当辩析清楚。“事干谒”就是以诗文奔走权门,营谋功名利禄;“独”即惟独,这都没有什么疑义。关键在于“耻”在这句诗里的的具体内涵,即诗人因何而“耻”——是对干谒这种行为的“耻”,还是为自己从事过干谒而“耻”?《六书总要》释“耻”字:“从心     

满族始祖女神“佛托妈妈”新探

满族始祖女神“佛托妈妈”新探塔娜目前，被称为“佛托妈妈”①的女神是满族的始祖女神。现在关于此女神的研究，没有太大的分歧，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她是“柳枝娘娘”。然而，我在近几年研究萨满教的过程中，发现女神研究中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一些问题，例如关于女神的称谓...     

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刍议

作为新诗开拓者的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其《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近年来发现的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为研究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及贡献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应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些佚诗。 就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中的诗来看,我以为都是作者编集时筛选下来的“次品”,大抵属这样几种类 作为新诗开拓者的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其《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近年来发现的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为研究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及贡献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应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些佚诗。 就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中的诗来看,我以为都是作者编集时筛选下来的“次品”,大抵属这样几种类     

《看虹录》、《新摘星录》意象解析

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小说《看虹录》与《新摘星录》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象征意味,作品中有两对主要意象,即“虹与星”和“诗与火”。“虹与星”不仅是关于美好女性的象征,更反映了沈从文对于“抽象”的思索———“向虚空凝眸”;“诗与火”则象征一种充满爱与美的理想生命形式———“神在我们生命里”。这两篇小说是沈从文为复活与重造爱与美的神性进行孤独求索的一份精神备忘录。     

也谈《女神》的创作方法

关于《女神》的创作方法,历来意见不一,各有所据。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一、有的同志提出《女神》“在本质上应该仍是现实主义之作”,因为“《女神》中那种狂暴地咀咒黑暗社会,猛烈地反抗传统思想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不根源于现实的”。二、认为《女神》基本上是革命浪漫主义,具体论述又有差别。有的说“是革命浪漫主义”,有的说“是植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泥土之中,和现实有着血肉的联系,但又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理想的革命浪漫主义”,有的则说“就《女神》而言,不但闪耀着革命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三、认为《女神》基本上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但具体论述又是各有     

闻一多早期诗论中的双重形式观念

“形式”是闻一多早期诗论的中心概念。在《诗的格律》（1926年5月）里,他对形式有两种理解：其一,文章的第一部分,“格律在这里是form的意思”,“我们若是想起form和节奏是一种东西,便觉得form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其二,文章的第二部分,“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就第二点而言,形式相对内容而存在,可以概括为“内容的形式观”。但这种形式观无法把上述第一点统一起来。闻一多把诗歌要素分为“内的原素”：幻象和情感;以及“外的原素”：音节和绘藻。外的原素无疑是诗的形…     

“杂诗”考辨

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诗的题目标为“杂诗”。最早以“杂诗”为题的诗人有西汉的枚乘和曹魏的孔融、曹丕、曹植等。关于杂诗的命名,说法颇多,举其要大致有三: 第一,认为这些诗是“失题”诗,“杂诗”二:字为选家所补; 第二,认为“杂诗”就是诗题,它的含义相当于“杂感”; 第三,认为“杂诗”的内容是“杂感”,题目是“选家”分类时所标。我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主要理由是:第一种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既没有版本依据,也没有可靠资料加以说明;第二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一首杂诗在     

读《〈九歌·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

读了龚维英同志的大作《〈九欧·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有些疑问,写在下面,请龚同志和读者指正。龚文说“东君”是祭朝霞女神,根据的是外国的神话传说。这种论证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外国神话传说各有体系,不宜互证。如中国有“女娲炼石补天”之说,外国便没有;外国有“朝霞女神是太阳神的侍婢”之说,中国也未必有此说。退一步说,就算中国也有;可是说《东君》只祭祀“侍婢”,而不祭祀主人,未免“尊卑易位”、“本末倒置”。     

《女神》时代的新天地——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佚诗

历来对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研究,主要以诗集《女神》为对象,特别是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中评述郭沫若的部分,其中的评述,论及他五四时的新诗时,只提《女神》而不涉及《女神》集外的佚诗。     

《山鬼》所祀为云梦女神辨

《九歌·山鬼》是祭祀山中女神的歌辞,向来学者之间似无甚异议。但是什么山的女神?人们为什么祭祀她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山鬼》所祀是云梦女神。诗中写的山间景象很阴湿黯黮:住的是些浓荫密布,不见天日的幽篁;走的是艰险崎岖的山路;山上爬满了葛藤,树木在冷风中摇响;白天满是云雨,晚上惟听猿声。但住在那里的女神     

欧洲浪漫派与东方文学

一八○○年是欧洲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年,因为就在这年华兹华斯(W·Wordsworth)发表了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理论宣言——《〈抒情歌谣集〉序言》。在这篇序言里,华兹华斯多次鲜明指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简洁的一语,集中表达了浪漫主义作家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和新认识,与欧洲文学理论中长期占统治地位“摹仿说”,是截然对立的。     

关于汉语词法

词类的研究不仅是词法的中心问题,也是联系着句法的重要问题。不承认汉语有词类的存在,还谈什麽词法呢?没有动词、形容祠、名词等等分类,句子的成份如何鉴定,由什麽来充任呢? 然而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却再次地提出异议,坚持汉语宾词没有类别的意见。由於许多人都以汉语的形态特别是“广义的形态”来证实词类的客观存在,高先生便在第二篇文章中索性摆开这样的论式:大前提——宾词的分类必须依据“足以分别词类的词形变化”;小前提——汉语词儿没有这种词形变化;结论——所以汉语宾词没有词类。在论述中,高先生把“足以分别词类的词形变化”特别强调出来,并以此排斥了人们视为分类依据的“广义形态”和某些“狭义形态”,认为这些都不足以分别词类。如果上述两个前提是正确的,结论也自然是正确的。要问前提是否正确,就要看高先生所指的“足以分别词类的词形变化”有没有问题。当然高先生所指的分别词类的依据决不会胶着於“词形变化”这个翻译     

关于“春江钓徒”诗作者的疑议

《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收有署名“春江钓徒”的诗共有22首，这些诗最初都发表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的时间始自1915年11月，止于1916年5月，写作的时间当在此期间或稍早。这些“春江钓徒”诗原先并没有被看作郁达夫的作品而引起注意，以后一些日本学者由于弄清楚是“郁达夫投稿的作品”，将其看作郁达夫的诗作而加以重视。日本学者稻叶昭二除曾在新撰《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一书中引用《寄永坂石埭武藏》一诗外，还将新检得的19首“春江钓徒”诗影印寄赠给自己著作的中文本译者蒋…     

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品——读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诗的创作方面,郭沫若的贡献最大。就作新诗而言,比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诸人,郭沫若不是先驱;就诗集出版的时间而言,胡适的《尝试集》先于《女神》十七个月就已面世。但是,真正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的新诗,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它热情地歌颂“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精神,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表达了五四的最强音,达到了当时其他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开创了新诗革命浪漫主义的传统,艺术上“绝端的自主”,彻底地打破旧体诗词的羁绊,成功地创造和运用了崭新的自由诗体,成为白话涛真正取代历史悠久的文言旧诗的标志,从而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郭沫若的确成功地做到了“开一代诗风”。 在《女神》中,长诗《凤凰涅槃》是诗人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品。诗人自己也认为这篇诗最足以代表他早期诗作的精神。 《凤凰涅槃》是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借阿拉伯“凤凰白焚”的神话和我国有关传说写成的。“涅槃”是印度梵语的音译。佛教认为菩萨死去时,它的幻身—肉体是消灭了,但本性是永存的,这就是涅槃。长诗就是在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的躯壳中,吹进了时代精神的火焰,借叙事以抒情,通过凤凰集木自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