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那风雨如磐、鹰犬四伏的岁月,他非常热情地翻译并介绍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他曾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爱罗先珂童话集》,及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艺术论》等大量作品;创办《译文》杂志,翻译并印行了两本《城外小说集》。他的译作达三百万字之多。鲁迅怀着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的目的,通过翻译来唤醒和激发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同时,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如果“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已来     

论鲁迅“新”的文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鲁迅的文化思想,他的“新”文化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他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重温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他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是从“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着眼的;他赞誉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     

文·武“鹅湖之会”

历史上有两次“鹅湖之会”,都是发生在南宋淳熙年间。 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说:“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至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 南宋政权确实令有志之士颓丧的。赵构统治集团自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南渡,     

善意与温情--"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基调

笔者针对“鲁迅与仙台”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记述的幻灯事件是否虚构情节,藤野先生的教学方法使鲁迅反感而离去等,提出在解读中应坚持“温情和善意”的原则。通过考察文章的写作背景,认为鲁迅写作的基调是温情和善意。即便有虚构情节,也不足以影响这个基调。以往的“鲁迅与仙台”研究也符合这个基调,亦即符合鲁迅本意。笔者批评了当前文学研究中的“解构”主义倾向,即妄议历史人物,无根据地怀疑一切。这种倾向在“鲁迅与仙台”研究中虽然比较轻微,但也应该警惕。我们应该提倡对历史人物的温情和善意,而不以臆测或以时事政治需要来衡量人物。     

坚决清除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他在战斗的一生中,尤其是后期,不但向那些明火执仗的敌人永远进击,顽强奋战,而且用他锋利无比的战笔,无情地揭露了蛀虫们“阴面战法的五花八门”,使其“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告诫人们“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要“将营垒分清”,坚决清除“蛀虫”。鲁迅所说的“蛀虫”就是混进革命营垒里的奸细,是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扮着‘革命’的面孔”,“引私利己”,默默地格杀革命力量。这些钻进革命队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 ——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论《示众》——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周树人之会成为鲁迅,是发端于他在仙台医专的教室里看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示众”:那幻灯上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体格是如此强健壮实,而精神又是多么麻木愚钝,这给了他以莫大的刺激,而这莫大的刺激又给他带来了年青时候的“好梦”:“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种为救国救民而抉择道路的崇高愿望,终于使本应成为医学博士的周树人成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这个促使他奋袂而起,弃医习文的场景是如此深烙在鲁迅的心灵之上,以致他的作品中“示众”也成为反复出现的生活画面。在小说《药》和《阿 Q 正传》中写过“示众”;在杂文《铲共大观》中也写过“示众”,但这几个“示众”场面都是刑场斩决。被示     

鲁迅——严于解剖自己,认真改造世界观的光辉榜样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主。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鲁迅如饥似渴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夜半歌声——《野草》原型解读

《野草》有很明显的现实指向性，但那只是“表”而不是“里”。《野草》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那只是“流”，而不是“源”。《野草》的根深扎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尤其是华夏远古的神话里。《野草》和《山海经》在结构、人物形象、意象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野草》受《山海经》的影响不仅有据可查，而且有其现实的土壤。正是借助华夏远古神话原型，《野草》穿越了历史幽深的隧道，重新把我们带回到那荆天棘地的远古世界，把沉埋在我们民族心灵底层无数世代的悲欢哀乐重新打捞上来。也正是借助神话原型，鲁迅将个人的命运纳入到民族的命运，并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灵魂最伟大的守夜人。     

追求真理 勇于革新——学习周恩来同志对鲁迅革命精神的论述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和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科学地概括了鲁迅光辉战斗的一生,向人们揭示出鲁迅革命精神的本质,为我们学习鲁迅指明了方向。周恩来同志指出:“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崛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     

谈鲁迅的自省与自责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的业绩,儿乎在所有方面都值得我们研究、学习。这里只想谈谈他的自省和自责精神。 有人说鲁迅说话尖刻,一生只知批评别人。我认为鲁迅并非只是以其“敢于批评别人”成为伟大,而是也以其“严于解剖自己”才成为伟大的。是的,鲁迅对反动、丑恶或顽固保守的一切事物是非常痛恨、厌恶的。为了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以文艺为武器勇敢地战斗了一生。他说过:“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我们说,这种为了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批评别人,是完全对的,是应该十分肯定的。至于他批评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们的缺点,或者朋友们的过失,则是“恨铁不成钢”,尽一个“诤友”的责任,要求他们改正之后,自己继续和他们一道前进,真正尽到了诱掖奖劝的责任。这种精神,来自他对祖国、对祖国将来的耿耿忠心,来自一种极端严肃负责的爱国爱民精神。他曾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致杨霁云》的一文中,向老朋友吐露真情:“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我们说,这种为了祖国,为了祖国     

论贾谊

贾谊,是我国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虽然只活了三十多岁,但流传下来的作品编成《新书》的,就有近六十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各方面,范围很广,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的影响。鲁迅曾指出:贾谊的作品“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这样一个人物,在儒法斗争的历史上,究竟属于哪家营垒?历史上的一些传统看法,往往将贾谊划入“儒林”。有的甚至认为:“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翻一翻贾谊的文章,特别是《过秦论》中对杰出的法家政治家秦始皇的评论,确也讲了一些颇带儒家气味的话。但是,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我们就会看到:贾谊不是孔孟之徒,而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法家。     

论贾宝玉的语言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巨大成就之一。鲁迅说过:“《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贾宝玉是作者着意塑造,寄托着自己美学理想的典型形象,也是《红楼梦》中语言性格化最有特色的人物之一。这个封建末世的叛逆人物,性格独特而复杂,语言自然也与之相适应。本文只就其主要的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鲁迅诗歌学习札记(两则)

一、《战哉歌》和《进兮歌》鲁迅早年有两首诗,过去被认为是译诗,没有引起重视;其实应该说是创作,是值得注意的卓越的爱国主义诗篇.先说《战哉歌》:“战哉!此战场伟大而庄严兮,尔何为遗尔友而生还兮?尔生还兮蒙大耻,尔母笞尔兮死则止!”     

尺幅千里 跌宕生辉──鲁迅杂文的论辩艺术

鲁迅曾说过：“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①他的杂文，有不少是属于驳论性质的。其中，有对反动派及其走狗“叭儿”、“二丑”之流无耻谰言的痛斥，有对来自同一战阵战友诘难的辩答。这些论争杂文，同样显示着“时代的眉目”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动态，也可以学习鲁迅高超的写作艺术。剖析精当，是鲁迅驳论杂文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鲁迅曾委婉地批评李守常的文章论理“未必精当”③。鲁迅的驳论文章，善于透过纷坛复杂的表象，极其准确地捕捉事物的本质，因而能一针见血，给论敌以重创。例如，冯乃超在《拓荒者》…     

鲁迅杂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创造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举行《鲁迅与中外文化》的学术讨论。这是深入研究鲁迅的新开拓。我们既要看到鲁迅受外国先进思想和文化积极影响的一面,更应明确认识他的思想和作品是植根于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这块大地上的。鲁迅是受民族文化传统所哺育、而又对发展民族文化传统作出伟大贡献的炎黄子孙。我想就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杂文,将我这几年的学习心得,谈几点意见,从参加讨论中受到启发和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

一“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这样做,下一代人也会这样做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才开始这样做,客观上,为时已经过晚了。”这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青海湖》《论鲁迅的剖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文)的结束语。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鲁迅”?据说,“长期以来,……没有人明确地说出过鲁迅先生的创作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好”“坏”不分,“说”而不“明”,如此认识,能不     

鲁迅与佛陀的同与不同——由汪卫东《〈野草〉与佛教》所想到的

鲁迅在《野草》中最终并没有通达佛陀所说的悟的彼岸,而是仍然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这是鲁迅与佛陀的最大不同。如果说佛陀的超越是对于涅槃寂静的执意追求,我们可以称之为“向上超越”,那么,像鲁迅这种执意活在人间,在无物之阵中一直战斗到死的超越,则可以称之为“向下超越”。虽则鲁迅与佛陀在最终追求目标和超越模式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其他三个圣谛,即“苦谛”、“集谛”与“道谛”上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乃至相通。从鲁迅与佛陀的相同之处,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与佛陀的精神相遇,而从其不同之处,我们看到的则是鲁迅与佛陀各自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