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张璁与大礼议——大礼议新解

大礼议是影响明代政治走向的重要事件,将大礼议仅仅理解为争论兴献王的尊号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大礼议的核心是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问题,即对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在大礼议中,新科进士张璁以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合理解读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维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世宗继位的实情而强迫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开创了嘉隆万改革的新局面。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双向流动:嘉靖前期的人事制度改革

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为了确立新的统治秩序,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采取双向流动的方式,让身居“清要”的京官向外流动,使其历练民事,增加行政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同时,亦可使久居地方、用心民事、政绩卓著的地方官能够向京职流动,以激励其他地方官。这一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典型的,具有借鉴意义。     

庄子崇尚自然朴素之美说质疑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庄子审美观的文章,一般都认为他具有崇尚自然朴素美的思想。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质疑。 一 不少论者常常抓住《庄子》一书中“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天地有大美”等个别词句,而认为庄子有“崇尚自然美”,赞美大自然的审美观。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其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表现出来的是虚静无为的思想。《天道》篇说:“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成玄英疏云:“无为虚静者,实万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贵,孰能与之争美也!”就是说,天道是无为的,做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孟广军极端君主专制状态下的君臣关系，历来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其中阁权与皇权的关系更是突出的方面。本文拟通过对正嘉交替之际明世宗人继大统及大礼议等重大事件的剖析，就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问题试作探讨。一正嘉交替之际，内...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的礼乐政刑秩序源自天道性理之善、具有先验性,由性理而孝悌修身则有性德,即可执行礼乐政刑秩序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公私一德、家国一体;西方现代的法律法规源自理性自由平等下的后天人为契约,"信仰自由""道德中立"带来的是公私分离、家国分域,公共部分以维护生命财产权为主、与道德之善无关,私德自由由此也更容易陷入欲望的放纵与道德的危机。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中国古代更强调治理者自身的学以成德以及由此对制度的灵活运用,但更多的自主权也给了徇情枉法以可乘之机;西方现代更强调规则自身的繁密与制衡,限制了徇情枉法的同时,也限制了规则运用中的人为权变性(以及对治理者自身的相关要求与培养),而限制的盲点处,依旧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可能。     

论金世宗的廉政实践

金世宗时期廉政建设的卓有成效与其实施正确的廉政举措密切相关。金世宗通过以身作则和节用恤民倡行廉政;坚持以廉为准选任官吏,以便在官场形成清廉之风;通过建章立制,尽可能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坚持严格监察与重典惩贪相结合,以使亲贵束手、百僚畏惧。金世宗一手倡廉、一手治腐的"两手抓"的廉政思想,在其执政期间得到了切实推行,涤荡了前朝官场的贪贿之风,取得了风清政明的廉政实效。     

张勋复辟中的张勋与段祺瑞

张勋和段祺瑞在张勋复辟中的关系是这一重大事件中一直未被澄清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张、段二人的行为进行同时段比较研究发现,张勋谋划复辟的由来已久,并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为复辟创造条件,而他的这一系列行为与袁世凯死后最高政权的府院之争联系密切;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复辟的态度非常鲜明,但他为在府院之争中获得优势,从而掌控北京政府,一定程度上默许、姑息甚至利用了张勋复辟,他既非故意引诱张勋复辟之大阴谋家,亦非"三造共和"之大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唐代仕宦小说官民关系的文化批判

唐代仕宦题材小说的官民关系包含有不同层次的多种形态:理想形态是爱民清官之美政,其中寄寓了士林与民众企盼官清民安的美政理想;扭曲形态是害民贪官之恶政;官场常态是误民庸官之失职,其中又含形异而质同的两种类型:一是不谋其政的误民者,二是好烦其令的扰民者。     

汉武帝时期的礼乐想象与文士的“美政”观念

武帝时期是汉代进行礼乐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将“政治与美”加以联系并进行明确理论表述的开端.在“大汉继周”观念的统驭下,士人阶层积极复兴周代礼乐.尽管这种复兴带有“想象性”成分,但客观上却为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美政”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现实土壤.董仲舒是“美政”观念的主要建构者,在其理论体系中,天地秩序、道德良善、感官愉悦成了风俗美、政治美的应有之义.同时,以“同类相动”为思维指导,天地、道德、感官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使“美政”观念具备了理论的周延性.     

唐宋文之争发微

唐宋文章向来被视为一体,故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但唐宋时代文化迥然不同,唐宋文章也因而有别。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文是复古的,宋文是维新的,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唐宋文章之别在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明显陵《加上皇考尊谥记》碑文考异

明显陵是"大礼议"的产物,《加上皇考尊谥记》是对"大礼议"经过的追述和对尊谥含义的阐释,系嘉靖皇帝亲笔撰写,并刻成碑立于祾恩殿内。祾恩殿内立碑,在明皇陵系列中仅此一例。因历史的原因,此碑只剩一堆无字残石,恢复此碑意义重大。古今不少文献都收录了此文,但均存在讹误。这对正确传播古代文化和恢复此碑都极为不利,应对其错误之处加以指出和纠正,还其本来面目。     

“无友不如己者”正义——兼论孔门的交友之道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自朱熹以来多释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样解释不仅不合逻辑,难以实行,而且与《论语》本章立意相捍格。本章立意乃"勉人为君子"。按照孔子言说的语境,他是告诫君子要"主忠信",不要和忠信不如己者为友,这既是君子的交友原则,也是孔门的交友之道。在交友问题上,不仅孔子能够言传身教,率先垂范,而且孔门弟子都能深切领会,身体力行。子夏与子张在交友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理解分歧,不是原则分歧。子夏所说"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坚持的是"无友不如己者"的交友之道。子张所谓"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是指君子的接人待物,治国理政。前者是狭义的交友,后者是广义的交友,所论不在一个层面。而作为孔门交友之道的"无友不如己者",与"道不同不相为谋"同义,不能与一般的社会交往混淆。     

破中之立——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辨析

庄子的"五色乱目"思想,包含"去欲"、"去伪"、"复朴"三个层面。庄子的"去欲"具有与其他主要文化形态的避俗思想完全不同的"达生"之美学意味;庄子的"去伪"包含着对儒家审美价值观的否定,但并不一概地否定艺术;庄子的"复朴",是解构中的建构,在洗净铅华的废墟里,达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至高境界。素朴之美,是超然于肉身欲望的精神之美,是挣脱于外在伪饰的生命之美。只有在"去欲"、"去伪"之"破"后,加上"复朴"之"立",才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的整体性。     

理解何以可能——由濠梁之辩引发的思考

濠梁之辩显示了庄子对理解问题的哲学思考,在理解问题上庄子关注的是理解何以可能。庄子认为境域差异和成心引发的是非之辩,是阻碍相互间理解的两大因素。境域偏狭者拘于一方,难以理解大道;自师成心者相互攻讦,理解却被是非之争所取代。针对这两大理解之蔽,庄子以"道通为一"的理论,肯定了差异与相通的并存不悖,警醒人们不能自我封闭,应用"以道观之"的视角俯视差异,应对是非,以不断生成和更新的状态容纳他者、理解他者,这构成了庄子对理解何以可能的一种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