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不是经济组织形式

我认为黄友林同志提出的家庭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根据不足。恩格斯说过,“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页)这是指的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的情况。另外,氏族制度下的家庭也不是经济组织形式。那时,夫和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家庭一半包括在氏族内,一包半括在妻子的氏族内,经济生产不由家庭来承担,而由氏族来承担。至于人口生产关系是表示家庭的一种职     

证券法研究的新拓展——《证券制度与法律责任》简评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 ,也是一种股份经济和法治经济 ,因此 ,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法治化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近年来我国的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仍不能适应证券市场蓬勃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证券法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亟待进一步强化和开拓创新 ,把证券法研究引向深入和系统化。最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证券制度与法律责任》(以下简称《责任》)一书 ,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马长山先生所著《责任》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辨析

“一分为二”原是中国的一句古语,它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最早是宋代哲学家邵雍提出来的。后来,朱熹承袭了他的思想。朱熹在《易传·系辞》中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邵雍、朱熹的这一思想与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惠施的事物无限可分割的思想是同出一辙的。惠施提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他们都是讲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即无限可分割的,此处具有一定的朴素辩证法因素。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这些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讲的“一分为二”,只是事物的纯量的直线分割,不懂…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情况简介

最近,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光明日报》五月二十九日登载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北京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讨论文章。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的《学术研究》,发表了王中、郭佩衡两同志合写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对“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这一讨论正在进一步开展。现将有关文章的论点简介于后,以供大家参考。     

论《红楼梦》中管家奴仆的身份

(一)十年内乱中的“评红”运动,是以“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为其特色的。在这场运动中,对《红楼梦》中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把姨娘定为属于剥削阶级的“半主子”,是这种新说之一;把管家奴仆定为“剥削阶级的附庸”,又是这种新说之一。对前一种新说,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做过辨明①,本文则试图对后一种新说进行一些评析,并对这些新说的阶级观点做些剖解。这种“剥削阶级的附庸”说(以下简称“附庸”说),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一本十五万言的“评红”专著里,有过最完整的论述,引述如下:     

南朝鲜走向能源乌托邦时代

据南朝鲜《韩国经济新闻》1987年5月12日报道,由于加速了原子能发电站的建设工程,南朝鲜准备进入“能源乌托邦”时代,即“能源理想国”(Enertopia)。这是一个新名词,它借用了“能(Energy)”和“乌托邦(Utopia)”两词合成。它意味着南朝鲜将摆脱能源靠国外进口的局面,建设一个通过技术来克服能源不足,廉价而无公害的能源丰富的社会。《韩国经济新闻》说,到21世     

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一社会学把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作“社会流动”。根据不同的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一个人从地位较低的阶级或阶层转进到地位较高的阶级或阶层,或者相反)和“水平流动”(在同一地位的人由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的变化)和“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由于生产技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革命、变革引起的阶级阶层结构或人口地区分     

对企业管理几个问题的初步思考

本着“总结现在,思考未来”的精神,我们对企业管理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思考,提出一些看法。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明确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决定》之所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表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表述为“存在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     

对发展粮食商品生产问题的探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十二大确定发展农业是实现我国经济建设宏伟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农业这个重点中,粮食又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粮食生产的发展,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陈云同志早就说过:“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粮食定,天下定”(《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18、93页)建国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由1949年的2,264亿斤增加到1982年的7,068亿斤,三十三年增长2.12倍,基本上保证了十亿人民的口粮供应。但是,粮食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沉重的人口负担,有…     

论“过热经济”

“过热经济”是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在一定时期里的资源与技术所允许的界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社会经济的产量增加,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1)劳动供给增长率(这里把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略去不论);(2)资本存量增长率;(3)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与资本)的生产率,这种生产率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速度。我们可以用生产可能性曲线来说明: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在一定时间里社会使用所拥有的各种经济资源所能生产出的两种产品最大量的组合,如果两种产品的产量在生产可     

“功能划界说”质疑——虚词究竟能否充当句子成分

近些年来,许多语言工作者都在积极地从不同角度探讨现代汉语中实词与虚词的划界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邓福南先生在其专著《汉语语法专题十讲》一书中,把历来各家给实词、虚词划界的标准归纳为三类:(一)根据意义的实在与否;(二)根据句法功能,又根据意义的实在与否;(三)根据语法功能。其中的(一)是意义划界说,(二)是句法功能与意义结合划界说;(三)是语法功能划界说。本文不想对这三种划界说进行全面评述。只想对其中的第三种即“语法功能划界说”(简称“功能划界说”),提出一点疑义,以此向专家、学者请教。     

“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质疑

迄今,我国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最发达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商品关系自身发展的顶点”(参见蒋学模,徐禾以及南方十六所大学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我们认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顶点”的提法,如果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发展过程的最后一种历史形式,那么社会主义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又该作何解释呢?这似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都有精辟的论述。他们指出:商品生产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表现为“简单商品生产”的形式,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才“成了统治的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个别商品成为它的“经济细胞”或“元素形式”。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列宁曾在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作了精确的概括:“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看来,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有两个:(一)商品生产是生产的普遍形式。……。(二)不仅劳动产品具有商品形式,而且     

知识经济与哲学发展

一　　自 70年代中后期以来 ,在数字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 ,世界经济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孕育出一种新型经济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把它称之为“后工业经济”。到 80年代 ,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又称之为“信息经济”。 90年代初 ,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把它称之为“知识经济”。 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明确指出 :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 (智力 )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 (消费 )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 1997年 2月 ,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被称之为 2 1世纪美国…     

谈分配方式的直接决定条件

持“所有制决定论”的同志,大都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①这一段话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们将这里的“生产条件的分配”仅仅理解为“生产条件(本文都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劳动者)的所有”即生产条件的归属,从而得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或劳动力所有制决     

对马克思四十年代后半期经济思想的探讨

如何评价马克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经济思想,对于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四十年代后半期的经济思想的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在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还完全站在古典学派的立场上来理解基本的经济范畴”(维·维戈茨基:《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成熟标志》,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1辑,第32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在四十年代后半期即已形成,例如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中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阶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革命。”(《政治经济学说史》第455页)本文对上述二种观点持有不同看法,并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证。     

试论“三品说”及其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

“三品说”是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丕森(Otto Jespersen)在其名著《语法哲学》(Thephilosophy of Grammar)一书中提出的学说。《语法哲学》是叶斯丕森全面系统地阐述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在语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该书中的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观点,不仅促进了英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三品说”就曾成为30至40年代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学理论。本文试图就“三品说”的基本内容,创立的目的,存在的问题以及“三品说”对汉语语法研究产生的影响作一粗…     

《唐律疏议》所见唐代审判责任制度

《唐律疏议》把案件的误判情况分为“故出”“故人”“失出”“失人”四种类型,并规定了处罚原则。案件判决实行连署制度,联署判案出现误判,则分为“同职犯公坐”和“同职有私余官不觉”两种类型,连署之官根据自身在四等官制中的地位,负相应的连带责任。     

朱镜我与左翼文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衣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社会学发展胚胎期——“社会学”名词始用和学科介绍(二)

此外,根据孙本文、蔡毓聪文(如前所引),1902年底(光绪29年正月十五日)曾出版吴建常根据日本市川源之译美吉丁斯(Giddings)1897年著的《社会进化论》而再译出的汉译本,书名《社会学提纲》,为《教育志丛》中的第四篇。可称是迄今所见我国以社会学名称译出的最早一书。“群”和“人群学”最早从清末一些著作和译述中见到。按梁启超于《时务报》答读者问中称该报在当时兼用“社会学”与“群学”(或“人群学”),两种名词通用,并无区     

《说文》“公”字的训诂问题

《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说文》此段,已被人们奉为公字的经典性定义,似乎许慎与韩非的解释完全一致。其实,韩非之说并无“平分”之意,《说文》这段话里,并存着公字的两种不同涵义。《说文》的“公,平分也”,是公平不偏之意,其反义词‘私”,是指偏阿不正,《广雅》训“公”为“正”是其义。这是古代“公”字的一种涵义——道德涵义。而韩非说的“背私谓之公”,没有“平分”、及平的意思,它指的是“上下之别异”,“公”指国君公其所代表的“公室”、“公家”——政府,“私”指私人,这是古代公字的另一种涵义——政治涵义。《尔雅》训“公”为“君”,就是专指这种涵义而说的。《尔雅》与《广雅》各执公字的一种古义,《说文》则把这两种不同古义混为一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与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照抄不误,未予甄别。今据古籍资料,试为辨析,以就正于古汉语诸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