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史论的深入发展与异端史论的孕育——论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明代前期 (洪武至正德时期 ) ,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 ,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统治者对史学功能的强制利用、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政策的实施、理学侵入史学、皇族政治纷争造成《实录》失实、史官制度不健全 ,无论是对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章学诚论学术风气

鉴于考证学风靡于世,章学诚冷静地认识到风气流行后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伪学的出现与学问的难求.因此他呼吁学者决不可依附风气,以在学术上成一家言,同时为了经世,必须持世而救偏.他以亲身实践去倡导这一主张,充分肯定考据的重要,但更强调其无补于经世明道之用.他认为必须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才能求得大道.他还提出要做到不徇风气,持世而救偏,必须屏弃好名之心.章学诚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因而一生穷困潦倒,但他针砭学风流弊并施以挽救的举动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求真务实: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在政治人格上开始追求一种"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进而使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从"虚与"(即虚与委蛇)到"认真"的转向;二是从"空虚"到"务实"的转向。此即"求精责实"、"秉公尚实"之说的崛起,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亦即英雄做事的担当精神,并在清初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论东亚史中的枢纽地带——以明代大宁为中心

明代的大宁位于草原游牧区、东北渔猎区和中原农业区之间的地区,在明代政治、军事史中发挥着枢纽地带的作用.从地缘政治学来看,明代大宁地区在区位、资源方面具备成为东亚大陆枢纽地带的条件,也确曾在三个重要阶段发挥了枢纽地带的作用.但是,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只不过是作为缓冲区而非各方争夺的焦点或桥头堡存在,并未以其地理优势而影响历史走向.其作为枢纽地带,仅对历史具备描述价值而非解释价值,所以说,地理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具体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才得以实现.     

唐代长安的重牡丹风气

本文考证了唐代长安开始种植牡丹的时间，描述了长安城中自上而下栽种及赏玩牡丹的盛况，并分析了唐代长安形成重牡丹风气的原因．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陶渊明与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

陶渊明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赞,这与他儒道杂糅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他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后代作家更是从他那里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论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

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论者肯定海外贸易对沿海地区财政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海外贸易管理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本质,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导向。     

论明代西北马政的始盛终衰

在封建时代,马匹不仅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畜力。同时也是驿传交通特别是军事战争的重要工具。明代,西北马政是马政的重心所在,也是明朝政府经营西北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始盛终衰与明朝政治的清明和腐败,以及西北边防的巩固和废弛紧相联系。     

论明代民歌中的世情嘲谑之作

明代民歌的內容极其丰富,除了私情,还有展露忧国忧民和愤世嫉俗之心,并表现放荡自适的情致,揭露社会黑暗,讥讽世风衰败,感慨仕途坎坷以及描绘酒色遭逢的內容,而且以嘲谑的方式娓娓道出.这些內容对体制的批判力量,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应成为世人小心珍藏的一笔文化遗产.     

史论·论史·论论史——中国史学上“论”之指向的几次变化及其启示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南朝萧统所编《文选》,其中以"史论"标目而选辑有关史家所撰史论文字,当是较早提出"史论"这一概念者。宋代学人扩大了"史论"的范围,同时又提出"论史"的概念并加以运用。至清人浦起龙注释《史通》一书时,明确地区分"史论"与"论史"各有所指,进而提出"论论史"的概念。其间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充分表明中国古代学人对于"论"的理解、兴趣和广泛运用。这一优良传统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值得重视。     

论明代浙江旅游的特征及文化成因

明代浙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旅游业的繁荣,呈现出以下鲜明特色: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已渐成自觉;宗教圣地统领旅游吸引物的地域分布;旅游著述大行其道,纪物、纪事双线并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成熟的造园理论为景区开发提供的技术支持;二是朝廷扶植佛道的政策对景区开发与游客兴味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三是阳明心学纵欲理论重塑了明代人的享乐价值观,并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共同促成了明代浙江旅游的繁兴。     

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

对原初性、根本性、整体性的追求是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而持续的分裂则不断消解着这种追求,明代学术亦如此。明初,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明道论、功业论、教化论流行,永乐后建立了以政事为中心,道德、政事、文章一体的学术思想体系,实现了政治权力下的学术整体化。弘、正间,复古诸子打破台阁一统的局面,学术分裂为气节、文章,道德、政事不再是学术的中心。嘉靖时出现了对气节、文章的反思,王阳明则将道德、事功、文章、气节均统一于良知之下,既改变个体气质,又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从而获得了一统学术的号召力。但晚明士人的思想核心是解脱、自适,由此出发,他们对道德、政事、气节、文章一一加以解构,学术再次呈现为完全的分裂状态。     

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

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间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其变迁的程度,虽不像江南那么高那么全面,但也不似华北那样,有相当多的州县,一直到明末都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风气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     

史学与明初政治

明初 ,尤其是洪武时期 ,史学与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其时 ,统治者不仅以历史中获取制定政策、建立制度的灵感和理论依据 ,而且还有意识地利用史学为其具体的统治目的服务 ,利用史学进行政治教育。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 ,是明初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论明代的"京徭"之役

"京徭"一词是清人对于明代地方运解两京财物徭役的一种集称.作为明代的钱粮解运之役,该役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官方运力的不足.然而,作为明代的长解重役,京徭除高额的解运成本外,其负担更多地体现在运解各环节的种种陋规使费,而由此形成的京徭役困成为影响明代基层社会稳定的长期问题.从长时段来看,明代京徭因国家应役环境的变迁呈现两种演变趋势:一是承役户等由富民向中下民户下移;二是承役形式由役户独充发展成以朋充、贴役等为代表的一役多户.与此同时,京徭负担过重和沿途使费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家钱粮调度的官运改革和徭役的货币化进程.     

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

何炳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他较早引进西洋史学,并注意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对比和贯通,对历史学中的许多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较早将中国史学史看成专史,对于其渊源、分期等多有探讨,是中国史学史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