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的探究,是以辨析和确认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为前提的。而中国哲学史的现实存在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根本上既不是道统的传承和道统的现代复活,也不在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谱系的客观理解和如实叙述。在以此为目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对西方哲学实施彻底的现象学“加括号”程序,或者说,完全排除西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但西方哲学的思想、概念和框架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把“尺子”;不过,把西方哲学作为“镜子”和“窗子”,对于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却可能是有益的和富有启发性的。     

读匡亚明同志的《孔子评传》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对这位至今还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的生平、活动、业绩、影响、尤其是对他的思想,作出全面系统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从而,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那份丰富的珍贵历史遗产,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目标。     

胡适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他通过批判,总结工作,撰写出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哲学史专著。从近代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讨,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一从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审视中国哲学史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哲学史面貌。胡适作为一个服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家,其哲学观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哲学史观也迥异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1919年,他继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凭自己的学历,运用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与方法,撰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后又有《戴东原哲     

我们还可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西方哲学史

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史?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西方哲学史?这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西方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把握自身、理解自身,对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逻辑作出总结和揭示的历史。对于这样一部思想性的历史应该用思想性的研究范式把握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将西方哲学的发展逻辑概括为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以期沿着西方哲学史自身的发展逻辑重新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把西方哲学史丰富的思想内容揭示出来。     

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一个较佳选择

无论从哲学的普遍性还是哲学的特殊性出发,中国都有哲学,这就产生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问题.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上半叶才有了自觉形态的不同书写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史书写的唯一参照,人们接受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中国哲学史变成了两个对子斗争的历史.1980年代以后,开发螺旋结构颇为时髦.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当下还是“乱花迷眼”,但“海阅天空各自飞”的多元化态势不可逆转.在多维度的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该是较佳选择.在这方面,杜维明对儒学的研究和表达可能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从一定意义上说,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以现代视域研究传统原典符合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分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简述

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分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于7月10日至14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四川地方哲学史和宋明理学以及有关中国哲学史其它方面的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研究四川古代思想家,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工作。它可以填补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也可以对全国性的研究提供地方和局部的丰富资料,对四川的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四川作为一个重要局部,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思想家,如杨雄、唐甄等,且自宋以来就有“易(指《易经》)学在蜀”的说法。对于这些人或专题,有的作了一些研究,有的尚未着手。这就需要大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占有大量第一手材     

罗钦顺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和地位

一个有抱负有才能和毅力的人,当他在某一目标上受阻时,就会把精力转向别的目标,而且同样可以采下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果”。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 由于大官僚们的排挤,在朝廷罗钦顺始终得不到重用,其革新政见不被采纳,才智得不到发挥。这就使他认识到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其抱负的,因此就转而著书立说。这就是罗钦顺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和革新家,而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今天,我们说罗钦顺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主要就是因为他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名著《困知记》。正是《困知记》一书,使他在历史上获得了唯物主义哲学家的     

智慧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论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冯契先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出版的近百万字的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和最近即将出版的《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自由和真善美》)。显然,前两部著作是研究哲学史的,后三部著作是研究哲学理论的。对于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冯契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他是这样来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也是这样来贯通他的智慧说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从而显示出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之所在。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以后，他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也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靓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廷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论文，却没有写一部系统的宋元明清时期的“近代哲学史”。如果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著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他没有写过一篇直接论述宋明理学的文章。他的近代哲学文章的一个共同…     

对屈原的审美评价

屈原是中华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名人,屈原精神是精深博大的。柏拉图曾经责备荷马,说他只是歌颂英雄的诗人,而不是诗人歌颂的英雄。但对于屈原来说,我们却不能这样责备,因为英雄和诗人在屈原是二位一体的。屈原一生歌唱着,奋斗着,他的壮美的人格和亢奋诗歌给后人以永久的享受。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最富有历史使命感,最有信心和魄力,这是当时各国政治竞争和思想家的作用所诱发的,那时的思想家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往往一席而至卿相。思想家往往与君王分庭抗礼。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的精神面貌是后人无法相比的。孟子“舍吾其准”的壮语就     

给墨子以应有的学术地位

<正> 第一次墨子学术研讨会,有这么多著名学者出席,堪称盛会。我们把这次研讨会看作是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正在深入,即从一些热门研究课题进入新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希望会通过墨子学术研讨会,能反映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学术高度,把被冷落了2000多年的墨学发掘工作做好。历史上的优秀遗产,即使巳成为“绝学”,也应在我们的时代补救起来,历史会证明,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墨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在我们祖国的文明史上,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他     

简论冯友兰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冯友兰是第一位从中国哲学史的广阔视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史家。他着眼于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揭示毛泽东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他站在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立场,就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相背离之处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尽管他的某些观点富有争议,但对我们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梁漱溟的民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民主是一种精神或倾向,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并作为一种制度则应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他肯定中国文化富有民主精神,但中国传统政治缺乏民主;他指出中国应该走中国式的政治民主之路;他努力于自下而上的民主之路,注重社会民主力量的启蒙和培养。梁漱溟民主思想是他作为卓越的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现代价值。     

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哲学史是哲学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故哲学与历史的分合是人们反思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应将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任何将两者对立或割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

在当代学术领域,人们将探讨哲学史研究的理论称之为哲学史学。哲学史学不以纯哲学的形式建构其思想体系,而是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和原则。这样的哲学史学既可以为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供理论根据,又能够转换成哲学史研究中实际的操作方法。这使得哲学史对于现实的哲学史研究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哲学史学是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我们考察中国哲学史学形成的历史和现状时,不宜忽略冯友兰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工作和贡献。本文仅从中国哲学史学的角度,对冯友兰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些…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一 列宁曾经在《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说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希腊哲学已拟出了所有这些部分 全部认识领域 各门科学的历史 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 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 语言的历史,注意: 心理学 感觉器官的生理学 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 (《列宁全集》38卷399页) 列宁这一教导,对研究哲学史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简明而精辟地说明了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同时也涉及到了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有的人认为列宁这样说是有限制的,仅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哲学史的全部。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因为通观列宁所写的《哲学笔记》的过程和中心思想,他是考察了整个哲学史的系统发展历史,考察了人类认识的知识领域,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一个插句。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般都有这样的抱负。天和人的关系、古和今的关系,是历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反复联讨的重大问题;抓住这两个问题,我以为,就可能抓住传统思想的特点。所谓特点,应该包括优点和缺点。我的看法是:从天人关系说,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在于讲天人交互作用的辩证法,而它的缺点则是长期受天命论的影响;从古今关系说,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在于通达历史之变,而它的缺点则在于复古主义和经学独断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