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从文本视角探析《招魂》的作者

《招魂》的作者主要有屈原和宋玉两说。从《招魂》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巫术风气、文章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作者写作时的取材范围以及行文时所用的人称习惯和作《招魂》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行着手,并重点与《离骚》和《九辩》相比较,同时结合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论证《招魂》更应该是屈原所作。     

关于《招魂》"王者之制"问题

“王者之制”是《招魂》招楚王魂说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长期以来，时于“王者之制”本身却缺乏必要的考察和论证，即有及之者，也多失于简单与轻率。就《招魂》本身而言，并不足以断其为“王者之制”，所谓“王者之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想当然的主观之词，以“王者之制”为依据否定王逸成说显然是说不通的。     

屈原传说与端午习俗

端午习俗与纪念屈原有关的说法最早见于东汉,已有一千多年。在屈原故乡湖北宜昌市秭归一带,有关屈原的口头传说更是脍炙人口,世代传承不息,现在已被列入省级和国家级保护名录之中,具有鲜明的特色。我们应当珍惜端午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让划龙船、吃粽子、纪念屈原和做好公共卫生以祛病消灾等习俗世代相传,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伟大复兴。     

《〈招魂〉考辨》补说

先唐人引传,可以称经;引弟子语,可以称师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宋玉代屈原设言之作评屈原。以此考察司马迁说与王递说,得出：《招魂》为宋玉作。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和制的角度证《招魂》所招乃君王之魂。但以古评古,其所陈的理由,均无一能否定王逸的《抬魂》乃宋玉代屈原自招之说。从文本上看,《招魂》作千顷裹王迁屈原子江南后;据现存史料作综合的分析,结果表明：宋玉当生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楚辞·招魂》的一点考察——关于"招魂序"的文献学研究

文章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楚辞·招魂序>中的一段文字的文本作了校勘.在此基础上,对该段文字的标点断句作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楚辞·招魂>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和思考角度.可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唐代招魂葬习俗及其原因解析

招魂葬作为中国古老葬俗的一种形式,在唐代极为流行。不仅民间为战死、溺死或死后尸骨无着者举行招魂葬,宫廷里也为在政治斗争中的死难者实施招魂葬。甚至进入中原的胡族也为死后尸骨无着者进行招魂葬。当时的招魂葬有三种形式:一为以死者衣物或与死者有亲密关系者的衣物来招魂而葬,二为束茅或剪纸为死者形象来招魂安葬,三为在水边为死难者以衣履招魂而归葬。唐代招魂葬的流行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唐人的灵魂观念以及夫妻合葬的习俗息息相关。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浅谈《山海经》与湖北民间崇拜习俗之关系

湖北传承有许多原始崇拜的习俗遗痕,与《山海经》所记有着内在关联,诸如崇鸟尊鸡、崇竹、崇枫、崇桃等等。梳理这些习俗的表现及其与《山海经》的关系,可对《山海经》的神话系统有所资证。     

论《招魂》《九歌》的生命美学

屈原的《九歌》《招魂》通过生命本身的热烈追求 ,深情缠绵 ,豪奢享受 ,展示了一种“盛”美、“奢”美、“华”美、“豪”美。这在汉人精神和汉赋风格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在美学上 ,它所体现的精神实质是戏剧和宴会的 ,而不是典礼的 ;是音乐与舞蹈的 ,而不是文学的。在主要受儒道两家思想浇灌的中国文艺的历史上 ,这种崇尚强的生命力或生命强力的审美追求尤其可贵     

《招魂》研究综述

对《楚辞·招魂》的研究,一直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综观汉代至今的《招魂》研究,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对作者、被招魂者、所招是生魂还是亡魂等少数问题的研究到逐渐涉及《招魂》方方面面研究的发展过程。把历代学人《招魂》研究的成果分三个阶段作一客观陈述,以期对这一课题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裨益。     

屈辞《招魂》新辨

楚辞《招魂》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中招魂仪式第一阶段。诗序叙巫觋扮演怀王亡魂、上帝、巫阳,交代招魂事由。招魂活动始于楚境旷野秦、楚交接灵车时,由巫阳招魂至郢都修门,转由巫官工祝引魂回故居。该诗是屈原在祭辞基础上改创而成。其题旨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屈原外传》是根据古代传说和文献“组合”而成的逸事性作品。考其资料大致来源于唐前,但今所见最早著录《屈原外传》一文的是明董说《七国考》一书;全文载录并署名其作者为唐沈亚之的,是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对于沈亚之是否著有《屈原外传》本文认为应该存疑。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彝族毕摩招魂经诵与《楚辞·招魂》比较研究

彝族文化与楚文化有着较多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彝族毕摩招魂经诵与<楚辞·招魂>的主体结构、主题及相关的文化背景、仪礼的比较,试图理出它们的异同.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屈原与《诗经》——从一个侧面看屈原艺术思维的来源及特色

本文通过《诗经》与屈原作品的对证比照,认为屈原熟谙《诗经》,《诗经)的比兴艺术是屈原艺术思维的一个来源;屈原的艺术思维具有区别于《诗经》的三个特征:物象选择的“凭虚构象”,表象运动的自由拼接及对习惯性联想的突破,这是屈辞别开生面、垂范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读

嵇康《卜疑》是拟屈原《卜居》之作,两文互文开放,呈现出从卜问宅基到卜问处世再到愤激质疑世道的轨迹,又各自与所处文化语境互文相生。屈原《卜居》与古代卜辞结构相通,嵇康《卜疑》在结构上仿效《卜居》,在思想上凸显徘徊于显隐之间、嫉邪憎恶却无能为力的无奈心理。魏晋时期对屈原的广泛接受是《卜疑》拟效《卜居》的独特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