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术与政治——兼论“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问题

这次我回到学校,参加了教学讨论和科学讨论的许多次会议,学习了很多东西。讨论中同志们提到学术方面的一些意见,牵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问题。就我所听到的发言,同志们都作了充分准备,贯彻了党委提出的“敞开思想、自由争辩、坚持己见、服从真理”的精神。通过讨     

吉林省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兼论“抚松模式”

中小企业群体为吉林省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保障与支持。与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吉林省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甚至更为迫切。然而融资成本过大,门槛过高,银行监管成本过重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因地制宜,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建立中小企业联盟体,在对中小企业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政策保障平台、再担保平台、结算平台和公示平台,促进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对接,大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的交易成本,有效地支持了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     

浅谈哲学基本问题——兼评“过时论”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各种哲学都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出发点和基础,但有人断言,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过时的观点,继续坚持这一理论是不妥当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这是需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的一个原则问题。 一 诚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基本问题不能认为具有“永恒性”,但无永恒性并不等于不具有现实性。自古以来,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观点和方法都在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这种发展有两种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     

电子商务安全的立法问题初探——兼论WTO与电子商务安全

交易安全问题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首要和基本问题。法律保障电子商务安全比技术安全保护措施更具根本和终局意义。电子商务安全的法理基础在于防范市场交易风险、贯彻商法交易安全原则、满足人性的安全需要。电子商务安全的法律制度包括网络和信息安全、数据电文、电子签名、电子认证和电子支持等安全制度，对此，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和切实的实体和程序立法保障对策。     

中国“复关”与亚太经济发展——兼论“市场领土论”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西雅图首脑会议的召开,都是震动世界的大事。这两件事促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更高的层次来研究中国的“复关”以及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问题。 中国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申请恢复其原始缔约国地位,现已走过将近八年的艰难历程。目前,中国“复关”谈判已进入确定议定书内容和关税减让谈判的关键阶段。关贸总协定既是一项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规范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国际协定,也是一个协调各国利益的临时机构,而当乌拉圭回合协议1995年生效后它更将成为一个正式的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制约着世界90％以上的商品贸易,乌拉圭回合的成功更将使它的约束范围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几乎所有的经济贸易领域。因此,中国的“复关”过程及其最终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地、大踏步地重     

“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庄子·齐物论》首推“天籁”,然而,后人对于“天籁”的理解与庄子本义多有出入.通过对庄子哲学一般学理的分析,再结合庄子对“地籁”、“人籁”、“天籁”所作的具体描述,即可发现,庄子是在与“地籁”、“人籁”对举的意义上推出“天籁”的,其所强调的无非是:与“物于物”的“人籁”、“地籁”有所不同,“天籁”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即“天籁”已经超越了“物”的“二类相召”性,对万物的变化一律采取淡然处之、漠然应之的态度,从而做到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中”.鉴于“天籁”所体现出的这一典型特征与庄子所构想的生命终极形态(“至人”)具有内在的关联关系,故“天籁”的推出,乃庄子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使然.     

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兼论维新变法的复杂性

“变”是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维新变法期间关系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百年来维新变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维新变法时期“变”的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看来不甚理想,还有不少模糊的、简单化的观点有待澄清和深化。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复杂性,提出：“变”是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统治集团中的主要人物都在开始思考变法的问题;变法中的两派斗争不是“变”与“不变”的斗争,而是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什么的分歧;对变法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主要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没有实权的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而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百日维新”只是变法中的高潮期,不应理解为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百日维新之前和之后的变法活动应该联系起来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更好地理解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清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说“瑱”——兼论古代汉语音随义变问题

《战国策·齐策四》中赵威后接见齐国使者的一次谈话,历来为古文选家所推重,屡被题作《赵威后问齐使》或《问齐使》而选入古文集或教科书。例如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年间余自明编选的《古文释义新编》都选录了它;当代著名学者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都选录了它;至于其它古文选本、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有关教科书选有这篇文章的,那就不胜枚举了。总之,《赵威后问齐使》(亦作《问齐使》)一文,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实在不亚于《触龙说赵太后》、《冯谖客孟尝君》或《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些《战国策》中的脍炙人口的名篇。然而,就是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古今许多著名的学者注家给它作文字注解时,却出     

再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兼论彝文的性质

一1934年8月,我在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上曾提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在今年第一期学报发表了《试论》;这里发表《再论》。本文所论彝文,是指彝族固有的文字。建国以来,党的民族政策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对固有文字使其繁荣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民     

“耶酥受难”与基督教的“生命伦理学”——-兼论“终极关怀”问题

耶酥受难是从古至今流传甚广的故事。本文从耶酥受难出发,分析基督教的生命伦理学思想,进而探讨基督教的终极关怀问题。同时,粗略的论证了终极关怀的含义和作用。     

重庆金刚碑历史街区景观特点与改造对策初探——兼论历史街区景观改造中的有关问题

历史街区的景观改造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政府也对部分亟待保护和改造的历史街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定位.民国风下的“书香悠然,宁静自然”的休闲养生型古镇是重庆金刚碑历史街区的最新定位.本文分析此历史街区的原有景观特点及现存景观状态,提出以重塑、渗透和引导作为现阶段景观改造的对策,以此促进该历史街区形成自身独特的景观风貌特色.     

论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兼论相关研究的“跨界”问题

对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加以整体观照,是认识和把握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基础.牟宗三“哲学世界”有着基本的价值取向与实践祈向,而深入“哲学宇宙”进行的哲学的探索和创造,则是牟宗三“哲学世界”的核心问题.牟宗三“哲学世界”的复杂性,使得任何方面的研究都无法避免涉入其他领域而进行“跨界”.不合理的“跨界”表现为“论题的替代”,而合理“跨界”需要廓清论题的论域以把握其特质及彼此的关系.     

“冲冠来必为红颜”——兼论吴三桂“降清”问题

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梅村)所作《圆圆曲》以其脍炙人口而流传百世。并被史学家称之为信史。陆次云谓:“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刘健云:“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特别是《圆圆曲》中:“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被一些史学家作为吴三桂降清的重     

论公民伦理——兼谈梁启超的“公德”、“私德”问题

公民伦理是人们在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中可以相互地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即诉诸于对于他人的恰当的尊重的态度和出于这种态度的恰当的行为习惯。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的同邦人关系。公民伦理只在同陌生人的关系对人们成为重要的生活关系,人们对陌生人的排斥心理已经基本消除,并且把他(们)当做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相互对待时才是生活的伦理。梁启超曾试图用“私德”、“公德”概念分析私人生活、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生活的不同准则含义,但由于没有引入对交往的分析,使得这两个概念一个变得过于宽泛,一个变得过于褊狭,都不具有分析的意义。     

关于“真孔子”与“假孔子”——兼论思想史书写与经典解读的若干问题

辨析真孔子与假孔子的问题,不仅涉及孔子儒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问题,而且涉及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态度,涉及我们今天阅读经典、继承传统的可能性问题.本文不赞成以孔子的生卒为边界.对真孔子与假孔子作简单的划分,并对相关问题作了讨论.     

“敬鬼神而远之”——兼论儒家对鬼神问题的解决策略

＂敬鬼神而远之＂代表传统儒家处理鬼神问题的基本倾向。文章对＂敬鬼神而远之＂何以可能的追问建立在儒家自身思想视域之上,并非与西方宗教概念中人神关系比照后产生质疑之回答。文章立足于《论语》文本呈现的鬼神意义,以此为根据讨论何以敬、何以远,以及既敬又远的鬼神关系何以成立。通过剖析,我们认为,《论语》中的孔子对鬼神＂敬＂与＂远＂之间张力的处理,构成了儒家对鬼神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     

“焉”并非兼词——兼论兼词形成的条件

文言虚词“焉”最常见的用法,是放在动词的后面指代处所、人事,放在形容词的后面指代比较的对象。清代学者把“焉”的这种用法训为“于是”;现代的学者又进一步称它为兼词。从训诂的角度把“焉”训为“于是”,“通古今之异辞”,当然可以;但按语法学的要求把“焉”定为兼词,却不可不慎重。兼词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它们是历史上的东西,不是后世的人们根据后世的语言习惯“分析”出来的。那么“焉”在历史上是否本来就是一个兼词呢?我们说不是。因为在“焉”的上述用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找不到形成兼词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