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关于杜甫生前文名大小的问题,目前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然而这些争论往往将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混为一谈,从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其实并不一致。杜甫因天宝九载冬献《三大礼赋》而骤得赋名,此后其诗名一直为赋名所掩,这才是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的根本原因,也是李杜生前文名主要差异之原因。杜甫的友人中少有称其诗才者,却多赞其赋才,杜甫亦常以汉代赋家扬雄、司马相如自称。杜诗中诸如"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等,都透露出杜甫对当时这种认知错位的无奈与感喟。     

杜诗考索

杜诗考索丘良任《九日曲江》是入蜀后诗杜甫《九日曲江》诗，仇兆鳌于题下注云：“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杜诗镜铨》、《读杜心解》均编在天宝十二载。时杜甫在长安。诗云：“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杜甫奔凤翔

“忧端齐终南,澒洞掇可掇。”这是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初冬,杜甫由长安回奉先途中,预感浩劫巨祸即将爆发而发出的深深忧叹。诗人的忧叹是有现实根据的。果然十一月安禄山以十五万人反于范阳,十二月,攻占东都洛阳,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六月九日破唐潼关二十万守军,大兵迫临京都长安城下,唐王朝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此时,一惯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惊魂落魄,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窜至灵武,再至彭原、凤翔,即位改元,是为肃宗,维系着唐王朝游丝般的命运,在这“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晦日寻崔戢李封》)的危亡时代,杜甫     

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唐中央与南诏地方政权,在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打了两次战争:一次为泸南之战,一为西洱河之战。这两次战争,间隔不长,规模较大,影响不小,是唐史和云南地方史上的重要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自天宝九载(引者按:据《通鉴》、两《唐书》,应是天宝十载。)杨国忠发动西洱河战事,骚动全国,引起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南诏阁罗凤北臣吐蕃,争战大渡河以南地之后,吐蕃与南诏协力骚扰,连年争战,为唐大患。”木芹先生说:“这次战争(引者按:指西洱河之战。)的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规模也较大,所以影响也是大的。对唐来说,战争前内地的情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唐统治者的惨败,使得山雨已经到来。……在战争中,内地人民承担着苛重的捐税和军费,同时失     

《九歌》结构原貌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楚辞的学者,对王逸《楚辞章句》中《九歌》的篇目与篇名不符总是迷惑不解——“章名曰九,而十一篇何也?”因而对《九歌》的结构提出了各种看法。大致有四种观点:(一)“九”是虚数,《九歌》原来就有十一章;(二)《九歌》实际上只有十章。比如,明代学者汪瑗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乱辞”(见《楚辞集解》);而清代学者王夫之则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送神曲”(见《楚辞通释》);(三)十一章可合并为九章,比如,明代学者黄文焕将《山鬼》     

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

鉴真和上失明事,《宋高僧传》十四《鉴真传》不载,仅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样说过,曰天宝九载(七五○)和上由广州到韶州,“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爱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既言眼光暗昧,胡人能治,请他疗治,应该眼遂复明,今日失明,似不合文理。《传》又言和上由韶州回到江宁时,弟子灵祐来见,说“大和上远向海东,自谓一生不获再觐,今日亲礼,诚如盲龟开目见日”。龟虽可说是灵物,盲总不是美词。如果老师这时是     

《刘希夷时代考辨》质疑——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版,发表了陈文华同志《刘希夷时代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该文根据《国秀集》目录上“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和刘希夷的两首诗,就断定刘希夷“是盛唐时人,而不是初唐时人”。并进而推测“刘希夷及第之年可能是肃宗上元二年(761),而不是宋之间及第之高宗上元二年(675)郑益榜”。近来翻阅一些有关刘希夷的资料,发现此况距事实较远,愿提出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现存《国秀集》口录上确有“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考辨》一文指出:“广文进士,即广文馆进士。据《唐会要》卷六十六云:‘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希夷既称广文进士,则其及第之年必在天宝九载(750)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查阅《国秀集》     

杜甫与哥舒翰

哥舒翰是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曾事王忠嗣,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以收复石堡城有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高适在哥舒翰幕,天宝十一载随翰入朝,夏,高适返河西。杜甫赠之以诗,首四旬云:“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热爱和平,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几句诗就值得考虑了。据《资治通鉴》载:“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前句“崆峒小麦熟”,正是吐蕃麦庄,要加紧防秋,怎能“且愿休王师”呢?后句是指哥舒翰拔石堡城事。石堡在赤岭之东,本为唐军镇守。开元二十九年冬,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至天宝八载,哥舒翰才夺回来,唐军遭到重大伤亡。国家的疆域,寸土不能予人,何     

杜甫何时“考中进士”的?

近读傅璇琮先生的《李白任翰林学士辨》(载《文学评论》2 0 0 0年 5期 ) ,获益良多。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杜甫虽考中进士 ,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 ,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颇令人困惑不解。杜甫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有无关系暂且不论 ,说他“考中进士” ,却是闻所未闻的 ,因为《旧唐书》本传有明确记载 :“甫天宝初 ,应进士不第。”《新唐书》本传也说得很清楚 :“甫字子美 ,少贫 ,不自振……举进士 ,不中第。”两书都说“不第” ,没有一点含糊之处。杜甫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 (735) ,时年…     

中州——哺育诗圣成长的摇篮

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是河南巩县人。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三十四岁以前)除短期的外出游历外,都是在河南度过的。他生于河南,学习成长于河南,死后又归葬于河南。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三吏》、《三别》也是在故乡河南的土地上酝酿创作的,河南可以说是诗圣杜甫成长的摇篮。 青少年时代的杜甫,在故乡读书习作,受到家教的严格训练和社会风气的浓厚熏陶。“奉儒守官”的世族观念、“诗是吾家事”的传统家学,给了他以深刻的影响。对杜甫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在功名事业方面,是他的远祖西晋鸿儒名将当阳侯杜预,在诗歌方面是他的祖父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和天宝三载(744)在东都一见倾心的大诗人李白。此三人的影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

2 0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 ,以 1 949年、1 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 ,依次表现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的外衣、只把他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 ,将他视为时代的代言人 ;被送以“人民诗人”的桂冠与将“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 ;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中兴、总结及努力建构杜诗学史的特点。     

杜甫作品研究综述及其展望

21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有新进展：“杜诗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建设进一步开展;杜诗人物及文化地理研究深入细致;杜诗的思想、题材、文化意义及“李杜”比较研究颇见功力;杜诗语言、修辞、风格等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时,在杜诗学研究、文化意义、语言研究、通俗化立场等方面,还需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     

燕赵杜诗学文献概要

杜诗学是燕赵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燕赵地区在历史上涌现过一批独具特色、成果卓著的杜诗学文献著述,其中虽颇多散佚,但现存许多文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因此亟需对其存佚概况进行全面总结。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杜甫诗法与“云门三句”

叶梦得将“云门三句”与老杜诗法同参,颇堪玩味。盖杜诗之大气磅礴、混茫无缺,正合云门之“函盖乾坤”;其心随物转、即事而兴,深契云门之“随波逐浪”;其或起而突兀、或结语陡然,恰与云门打破语言执碍之“截断众流”不谋而合。而一诗中或含云门三法,正是杜诗“顿挫”之所在。杜诗与“云门三句”内在气质上的通联暗合,未必自觉地触碰到了诗禅交汇的一个侧面,却使“诗史”有了宽厚的背景、强大的张力和多维的风调,使“诗圣”另有一番大关怀、大自在、大愉悦的非凡气象。唯此,其诗与人方具有超越文学的永恒意义。     

杜诗与新文学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杜甫的诗学遗产并没有被遗忘,而是以一个隐形的"在场者"与显形的"参与者",从历史资源、新文学的愿景、创作方法、诗体重建等层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杜甫始终是"我们的诗人"。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杜甫《秋兴》八首与“悲秋之祖”《九辩》——杜甫对宋玉悲秋意识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诗圣"杜甫与"悲秋之祖"宋玉精神相通,宋玉的代表作《九辩》开创了寓悲情于秋景的全新境界,杜甫的七律组诗《秋兴》八首从意象、意境及精神境界对宋玉的《九辩》都有全面的承继与发展,由此而成为唐诗悲秋主题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唐诗悲秋主题的最高成就,既体现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兼容并包的好学精神,也彰显了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