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待遇与制度道德问题

“农民待遇问题”根本上说是个制度问题和道德问题，在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中国农民的社会等级地位和城乡二元社会制度是导致“农民国民待遇得不到保证”的根本原因；要解决“农民待遇问题”的道德尴尬就必须建立起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的道德制度，即在划定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利益结构上逐步走向合理和公正，激活社会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使社会成员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获得充分的制度性保障，促使社会道德伦理关系格局趋向有序化和合理化。     

论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保障

政府制度行为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是道德行为,制度伦理有失公正,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中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问题,就必须明确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建立规范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保障。据此,作者对政府行为道德原则和道德保障进行了分析。     

道德制度建设引论

道德制度是指将人类社会道德生活中的部分人伦关系和道德活动方式明文化、正规化、异己化,把人们的道德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道德具有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同等的效力和作用。这是历史经验的概括,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亦有理论上的依据。道德制度化必须辅之以制度道德化;同个体道德相比,制度的道德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道德制度建设的内容和范围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深化,道德制度建设重心在制度、关键在于制度体系的公正性和运行的合理性,道德制度的功能表现为制约与激励并重,仍须强调道德个体的自觉性     

从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看农民权益的保障问题

“三农”问题是国家一直非常重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反映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民权益的保障上。文章从现行农地所有权、使用权、流转及管理制度的缺陷入手,分析了农地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生产生活的变化、农民感性层面和制度深层面等方面反映出来的对农民权益的保障程度,提出从观念转变中做好相应的农地制度政策调整,这包括：认真把握农民权益保障的落脚点；政府行为目标的转换；农民非农化收益的充分享受；恢复成立类农会组织等。     

制度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保障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是“法律主治”的制度传统,只有人治和德治的传统,但历史和现实表明,仅靠“道德训导”的制度安排进行道德建设,并不会产生实际成效。因此,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才能给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重要保证     

农民道德建设的对策思考

农民道德建设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分层对待。但是,关键是要改变农民现有的不正确的农民道德观,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寻求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大力发展农村文化,通过文化路径推动农民道德建设。     

道德主体性的构建与发展

当今道德文化的践行面临着道德主体的困境,从而使个体行为所实际遵循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倡导的价值观相距甚远。没有主体对道德积极的评价、选择、批判和扬弃,就必然导致传统道德相对于现实生活的滞后,只有在主体的内在价值支撑下,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才不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但是对于有理性、有思想的现代人来说,道德原则的接受和道德规范的选择并不是一种外在强压就能直接实现的,它既要求道德本身的内容要合乎人的需要,又要求其为主体践行道德提供正义的制度保障。     

中国农村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与农民利益问题

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是由于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引起的 ,因此 ,本文从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 ,论述了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发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制度绩效和制度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不但满足了农民很大的经济利益需求 ,还带来了农民社会地位及社会角色的变化 ;农业产业化是立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上的农业经营制度创新 ,它虽然也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但其制度发展尚不完善 ,还存在许多不利于农民获取合理利益的不完善之处     

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道德建设

唯物史观认为,道德属于精神范畴,而精神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单纯诉诸精神的努力,脱离产生道德、塑造道德和制约道德发展的社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善只能成为思辩理性的抽象物,不能成为实践理性的现实解。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固然离不开道德教育,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     

论失业保险待遇给付

失业保险基金的待遇给付是失业保险制度能否得到落实、失业人员是否能够获得有效保障、失业保险运行是否正常、失业保险工作是否有效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与运行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失业保险待遇给付的顺利实现.在确定这一制度时,有几个主要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一是待遇给付对象范围与条件的界定;二是给付项目与给付标准的界定;三是失业保险待遇的发放与管理.     

关于农民增收减负途径的深层次思考--兼论农民增收减负的制度基础

农民增收减负问题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不少增收和减负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是治表之策,效果并不理想.实质上农民增收减负的治本之策在于农业制度创新,包括户籍制度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创新、农村财税体制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等.其中,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是关键,其他制度创新是条件.只要制度创新能彻底到位,我国农民的增收和减负问题将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论德法同治，官德必举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本文从德法关系入手 ,论述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 ,并把官德建设列为德治的关键 ,提出了加强官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论行政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行政道德以党政干部为主要调节对象 ,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自律精神 ,积极发扬优良传统 ,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方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共识

共识是道德之为道德的基本前提,是道德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因此,道德天然是"共识的道德"。"道德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当今社会的现代性焦虑,是因为将社会的"道德"困境误读为"道德共识"困境,将道德共识的"改组"简单理解为道德共识的"分化"。缓解道德共识的焦虑,必须达成道德共识的共识,即通过道德妥协以实现不同质态的道德共识之共存,承认有限共识以实现道德共识的最大化。     

论法治的制度伦理和个人道德

法治的道德基础包含制度伦理和个人道德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制度层面上,法治的人道主义内涵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维护。对个人来说,自觉守法对法治的维系至关重要。制度的正义性配置有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法律信仰的确立。     

德法兼治 发展天津商业

德法兼治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天津的商业在德法兼治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完善商业行业道德体系,是促进天津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德法兼治与治国安邦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　体现了人类文化选择的根本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是唯物辩证法在治国领域中的出色运用，也是人类历史上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方略　，必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代公德与私德的抵牾与和谐

当代我国私德与公德的矛盾可谓是暴露无疑,一方面,一部分人为了追逐私利,私德败坏,破坏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侵蚀公共道德与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国家道德代替公共道德,在全社会倡导高层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侵害个体权益与私德。因此,当代中国公德与私德和谐关系的建构对于我们推动社会发展,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种道德——人文性道德何以可能?

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分离固然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却也给当代人类的道德生活造成新的困惑.因此,需要有一种超越这两种道德的新的道德--人文性道德.人文性道德不是指在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外的另一种道德,而是指从"中观"的角度来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加以把握与重新整合,即认为社会性道德有待于以"下学上达"的方式转换为宗教性道德,而宗教性道德则也必然以"上智下移"的方式体现为社会性道德.历史上,儒家主张用"礼乐教化"的方式来建构与实践这种人文性道德,它典型地体现了人文性道德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报神恩"与"报人恩"相统一的特点.     

论管理的道德性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