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     

陶渊明诗中的"为乐"、"作乐"与"极乐"

陶渊明诗好说"为乐"、"作乐"是因为生活"无乐";表示自己"极乐"有两个原因,除生活"无乐"之外,更兼有前途不能把握,命运不能自主的忧惧。并非堕落的"为乐"、"作乐"与"极乐"成了他痛苦的关键原因所在。     

"自然书写"的"诗人之诗"——泰州学派重要代表罗汝芳诗歌研究

罗汝芳在诗歌创作方面,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还是创作技巧的精致与精湛而言,都远超其泰州学派前辈,堪称"诗人之诗"。受其哲学观影响,他在诗歌中大量以自然为描写对象,歌颂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主体人,"自然书写"成为其诗歌内容的最大特征。而且其在创作时遵循自然地书写原则,作自然的诗,自然地作诗,诗歌风格圆浑自然。     

论宋代"以诗入词"现象及其发展与成因

宋词的"以诗入词",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作为在创作上对前人诗歌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接受和借鉴,宋词的"以诗入词"手法得到了宋代词人广泛而普遍的运用,这既是古典诗歌影响宋词创作的结果,也是宋词走向雅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更是宋代词人在创作时共同具备的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潘岳《悼亡诗》论略

潘岳的三首《悼亡诗》从尊重和理解的角度抒发了对亡妻的一往情深和沉痛悼念,具有人性的真情美.它在体制、规模、内容、结构及表现技巧上为文学史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使“悼亡”二字成了人们哀悼已故妻子的专门题材,有一种范式美.他的《悼亡诗》还表现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注重爱情、亲情和友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及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悲剧意识,具有一种文化美.     

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

在中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中建立和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高校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对高校学术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所做的开创性尝试。中国的教授委员会制的本质是“教授治学”,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即追求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笔者阐述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发展历程;“教授治学”的内涵;“教授治学”的本质以及“教授治学”的保障机制,阐明“教授治学”是教授委员会的本质。     

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

《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历史小说的一种艺术形态和美学风格，它集中体现在小说话语形态、情节模式以及叙事意象上的创新变异，是鲁迅对传统历史小说写作模式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个人性突破，对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来说极富启示意义。     

悲喜交织的"变老"——论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悲剧中的喜悦"

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体现了尼采,也是叶芝崇尚的悲剧精神-"悲剧中的喜悦".诗歌中的"喜悦"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剧烈的情感如嘲讽、愤怒、疯狂甚至邪恶.叶芝"变老"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展现了老年主人公的力量和勇气,是对"变老"这一悲剧的积极反抗."悲剧中的喜悦"使叶芝的"变老"诗歌脱离了哀伤的基调,成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叶芝通过"悲剧中的喜悦"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有尊严的变老之路.     

张积中、李光炘早年的诗歌唱和——论小王屋山居诗及《素心女史诗馀》

太谷学派北宗张积中在仪征的小王屋山隐居生活期间,留下了二十余首同李光炘唱和的有关小王屋山居的诗歌作品。李素心的《素心女史诗馀》可能也是这样的文学唱和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学作品,融太谷学人思想于其中,展现了张、李二人的不同个性。本文通过分析这些诗作,试图了解张、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心态和思想特点。     

天鹅的绝唱——论穆旦“文革”后期的诗作

穆旦诗歌的价值近年来已为人们所认识,但他在“文革”后期的诗作似乎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些诗歌应是穆旦最重要的诗作之一,它以个体的悲剧性生存为起点审视时代的荒谬,从对“文革”浩劫的反思中生发出强烈的觉醒意识,进而导向对人的命运与尊严的关注,展示了博大庄严的人性内涵。它们不仅是穆旦留给人们的“天鹅之歌”,而且是20世纪中国诗歌最为珍贵的瑰宝。     

论张九龄的五言律诗

张九龄是唐代的著名宰相与诗人。他的五言诗,特别是《感遇》诗等,历来与陈子昂的《感遇》诗并提,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然而,他的五言律诗其实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望月怀远》等至今流传,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结合初、盛唐时五言律诗创作的整体情况,对张九龄五律诗的创作数量、内容题材、艺术特色和应有地位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论张先对词境的拓展

张先词题材类型丰富，除前人所常写的艳情词、闺情词、愁别词之外，还写了不少感怀词、宴饮词、咏物词、节令词、写景词。这些从日常琐事、身边景物感发而写成的词作，情感抒发直接真实，思想亲切自然，给当时香粉充溢的词坛带来一片清新，将词境引向了日常生活的空间。张先词的创作视野面向人生、面向社会，抒写自我生活场景，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提升词的地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实际上包括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革”的尖锐批评 ,一是总体上对“文革”的维护和肯定。这两个方面的评价都各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它们反映出毛泽东晚年陷入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     

“文革”数词略语探析

数词略语是"文革"语言的一大构词特色,对"文革"时期的数词略语进行统计分类,进而对其语言特色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其研究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文革"语言的认识,而且能够增强对"文革"文化和社会的了解。     

写家国之情,发黍离之音——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

地下写作是文革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 ,是文革地下文学的基本的思想特征。注重与作家自身的心灵交流对话 ,自觉地实行对文革极左话语的艺术转换 ,是文革地下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特点。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论文革地下文学的价值

＂文革＂期间,浓重极＂左＂色彩的地上文学沦为了政治权利的工具,作品造假、夸大、溜须拍马的踪迹甚多,很多几乎没有艺术阅读价值。而与其相对立的地下文学,具有＂情绪和心声的真实吐露＂、＂人性与艺术的觉醒＂和＂打破政治禁忌＂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