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何以《诗》无楚、吴风--三论"风"诗的"邦""国"限定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 ,楚、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其文学创作也是出色的。但是 ,现存十五“风”诗却缺楚、吴之风。究其原因 ,在于楚、吴对于周朝的离心倾向 ,故而不为周期的邦国体制所接纳。十五“风”诗 ,楚吴“风”缺 ,说明了中原政治对异己政治的拒绝 ,说明了《诗》的政治倾向性 ,也说明了孔子“删诗”说的成立 ,从而证明了《孔子诗论》中对“风”诗的“邦风”限定的成立。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杜诗"石壕"地名小考

关于杜诗《石壕吏》中“石壕”的地点历来有“陕县说”、“宜禄说”、“宜保说”三种不同说法，文章通过对杜甫行踪、诗中内证、史书外证三个方面详加考据，认为“陕县说”比较确切，依据考据结果，杜诗三吏的顺序应重新排列。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艳歌"新论

“艳歌 (艳诗 )”并非一个俨然色情诗似的恶谥 ,而是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个品类。它来源于楚地民歌“荆艳” ,本义是“词关闺闼”、事涉男女的诗作。     

浅谈"古诗英译"

翻译家也是创造者 ,必须要直接参与诗的再创造。因而诗的翻译 ,要求译者用另一种语言 ,再创造出和原作尽量相似的作品。即便不能相等 ,也就有尽量相似、尽量吻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 ,这种再创造是有限度的。译诗有“神似”和“形似”之说 ,“形”和“神”是应当紧密结合而不能分割的 ,既要“神似” ,也要“形似”     

略论刘勰司空图严羽"尚简"诗学的差异

“尚简”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原则。刘勰、司空图、严羽都非常重视“简”的诗学意义,都强调诗应该“言约意丰”。三人“尚简”诗学的不同处在于:刘勰看重意义表达的“简约”,强调以非常简单、简省的语体形式(包括词汇、语篇、体制等)包含非常丰富的意义。司空图、严羽则重视意味和意兴的“简要”,认为诗之极至在于传达超理性、超语言的意味和意兴。     

李梦阳“真诗”理论探源——“真诗乃在民间”命题的提出时间及由来

李梦阳在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自序中,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诗学命题,这一认识在其后的诗文中被多次重申,可视为李梦阳成熟的诗歌理论。李梦阳早年大量拟作汉魏乐府和民歌,记录了他在“真诗”道路上的可贵探索。因失望于文人学子的韵言而转向民间寻求真诗是李梦阳诗歌崇尚真情的必然走向,从自发到自觉。“真诗”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尊情抑理的思想意义。     

杜甫与吃饭

杜甫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到吃饭的诗大约有一百多首。这些诗在生动地再现当时广阔的时代画面的同时,也展示了杜甫艰难的心灵苦旅,多侧面地折射出了杜甫真实的自画像,并且对同类题材的作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真气、真意、真趣”——试论郑板桥诗中的“真”

清代张维屏以"三真"("真气、真意、真趣")来评价郑板桥的诗,本文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入探求了板桥诗中之"真"真气"即指其诗中之真性情;"真意"是就其诗之内容而言,"真趣"是其诗之神态上的自然表现.究其原因在于作者继承我国古代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以及耳闻目睹民生疾苦所致.     

李贽诗歌简论

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 ,在诗歌创作中也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诗歌以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为主要内容 ,自述身世 ,咏物抒怀 ,亲情流露 ,甚至事佛之作 ,都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诗歌语言通俗朴实 ,以“俗”见长。诗歌形式不拘 ,话随情至     

情感的坦诚流露 灵魂的真实写照——试论王昌龄的送别诗

王昌龄在占其全部诗歌近三分之一的送别诗中 ,不仅向友人表达了诚挚的情谊、高远的志向及坚贞的操守 ,而且也诉说了自己怀才不遇、委曲不伸的愤懑 ,从而借送别倾吐心曲、抒写郁闷。因此 ,王昌龄的送别诗并非一般的应景之作 ,更非无病呻吟、舞文弄墨的文字游戏 ,而是诗人情感的坦诚流露、灵魂的真实写照。     

元稹悼亡诗之悲缘

元稹悼亡诗历来为人所重视 ,原因是从其悼亡诗中可以窥见其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文章从元稹身世所造就的浓厚亲情、细腻的感情触觉 ,以及患难夫妻间特有的情感着手 ,通过时代背景、个人遭遇以及佛教精神等诸多方面来论述其悼亡诗悲情之缘起 ,以图展示元稹作为诗人个体所具有的真实情感。     

本体论批评的形成——从孔子对《诗经》的编订与评价谈起

作为中国第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孔子,在对《诗》的理解与评价过程中充满着一种从实用到艺术,从功利到文本的二元对立性：一方面,认同诗言志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前者是他顺应时代风气的表现,后者是他对诗歌的真实理解。但是在选诗与评诗的标准上,他还是以缘情与艺术性为上：首先,孔子是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并把诗歌的抒情性置于首位的,应该说,这是孔子文体觉醒的最突出标志;其次,是以艺术成就的高低为准而不管其社会影响和地位。兴、观、群、怨的提出,标志着孔子对包括各种功能在内的诗歌文体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即把诗歌从文体性质（抒情性）到功能特征（反映社会和情感）以及创作心理（不平则鸣）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时至今日的诗学体系建设也没有超出这个框架范畴。孔子文学艺术思想的出现,不但标志着中国本体论批评的觉醒与建立,而且还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士的“诗意栖居”——李退溪诗中的士精神

采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实则也是哲学思想来研究李退溪的诗作,同时又利用李退溪诗作和儒家思想来理解和诠释海德格尔的哲学,由二者的双向互释来理解李退溪诗作中的士的精神。海德格尔的"存在"乃是儒家的"生生"、"天地之心"。李退溪以其自觉的归隐实现了本真的存在状态,他的诗作表明,他把握了这个"生生",从而通达了"存在",获得一种与物同体的快乐。这种快乐也包含兼济天下的情怀。由通达存在,士获得了一种影响世人的存在的力量;而海德格尔的通达存在则谈不上是一种快乐,甚至是一种枯寂。     

深情结境，妙悟淳成——论王向峰近体诗歌的艺术特质

本文以王向峰《云斋守望》中的近体诗歌为研究对象，力图在鉴赏的同时发掘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质和美学追求。他的五、七言体律诗能自由往来于理性和感性、思妙与辞美、严谨与自由、理论和诗情之间，既是诗人“情真”所至的表达，也是诗人想象和哲思两兼的审美之悟，尤是诗人自觉艺术的追求，诗人在人文和自然风物之中创生了独特的审美意境，形成了以“情”、“境”、“悟”为突出特质的美学特色和审美情怀。     

李贺：以天地为我心

李贺的诗歌能够驰骋想象,在外向的想象中寄托内心的愁苦,显示对生命的思考。神鬼的刺激多了,少了一点淡而弥永的人生情味,这是他的不足。李贺还善于敷彩设色,诗歌有光耀眼目的视觉效果,能够以秾艳的色彩显示他的凄凉心境。在瑰奇的想象力与秾艳的色彩方面表现了他迥异于他人的天才独创,形成了凄清瑰丽的浪漫主义风格。因此李贺与屈原、李白一起,被称为我国诗歌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浪漫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