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谈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

讀了狄其骢同志《对文学典型的思考》一文,觉得問題探討得比較深入,邏輯性也强。它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承認它的存在,一种是否認这个事实。后者,我以为是不足取的。远的不談,近的如《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1、2期(总27、28期)中郭正元同志     

论知识经济时代的理想人格

在即将跨出工业经济时代之际 ,人类越来越感到自己仿佛生存于种种危机之中 :生态危机、人口危机、精神危机……在哲学的视野里 ,这些危机表征的只是同一种危机 ,那就是人的“生存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感失落的危机 ,也即“人格危机”。如何走出危机 ?人类将目光投向了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类能否摆脱“人格危机”的困扰以及人们应当具备怎样的人格素质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一、人格的哲学界定“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ＰＥＲＳＯＮＡ” ,其原意是指“面具” ,始于原始人的…     

对共核现象与翻译中对等问题的探讨

无论就语音、词汇、语法而言,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都是显而易见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这种差异体现最为明显。各种语言之间除了差异以外,还有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各种不同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共核。正是因为共核现象的存在,翻译中的对等成为了可能,对等是翻译中的基本要求,是译者在翻译时所努力达到的目标。翻译中的对等主要存在于语义层面和语用层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语义对等和语用对等。     

领导者该如何对待“快牛”

中国有句老话:“鞭打快牛”。领导者的下属群体中,个体之间的思想政治觉悟、文化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素质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就有实绩数量和质量的不同。素质好的人,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要比他人快些好些,这就是所谓的“快牛”。余此类推,有“慢牛”、“病牛”和“懒牛”。     

共同的“人性美”初探

在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人性美”这种审美观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在阶级社会中,除阶级性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人性。有的同志一谈到阶级社会中人性的共同性,就“谈虎色变”,怕被人说成是搞资产阶级人性论。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必要的顾虑。在我看来,资产阶级人性论有两个特征:一是只承认人的自然属性,而不承认人性的根本点是人的社会性,二是把资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性冒充为各个阶级共有的人性。我们同资产阶级人性论,当然要划清界限。不过,采取简单化的办法,根本否认阶级杜会中有人性的共同性,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人性就是阶级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说,这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毛泽东同志果真是这样讲的吗?让我们来查对和研究一下原文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     

论人的本质和人性概念的区别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人的特性问题,同时使用了“人的本质”和“人性”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各自的涵义是什么呢?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多年来国内外流行一种看法:人性就是人的本质,二者简单等同,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过去把人的本质混同于人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危机。传统的西方哲学只是侧重于从科学计量的角度来理解“时间”和“空间”。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具有特殊“理智”这种功能的“动物”,因而“历史”也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系列,由此在经济学中演化出“经济人”范式。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重新解构,回答了“真正的人性在哪里?”“人到底是如何存在的?”这一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对“人”的理解也影响了一大批现代经济学者,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演进与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探索一种对人类的新看法——我们时代交汇点上的文化差异性与一致性

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诸如“人类”等普遍概念在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直以来,认同这一概念都是既具体又特殊的,因此将普遍性应用于认同形成过程中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困难:即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普遍性因素是为种族中心主义服务的,也即通过对其他人的特殊性的歧视而分离出对其自身的认同.然而由于被歧视的这部分人也离不开普遍性,所以跨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同普遍性间的斗争,对人类的认识也是如此.全球化的浪潮不但强化而且激化了这种斗争,因此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共性的作用概念化就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有人一定会问:真的有可能超越种族中心主义那强大而有效的逻辑吗?在这里,文化认同中内在的普遍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认同联系起来的新路.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则是由于各种共性因其自身逻辑而发挥出的整体作用,因此共性可以被视为一座连接各种文化差异的纽带.但是由于一种认同相对于其他认同而言依然存在着特殊性,那么各种共性,比如人类这一概念的纽带作用就必须接受仔细的考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重点是一种关于跨文化关系由排他转向包容的结构性变化的观点.本文的论述目的是希望“人类”这一理念在认同形成过程中可以起到一种更为包容的作用,同时,本文也将人性作为一个可以完成上述任务的场所,并将其作为一个主题来加以讨论和研究.     

论“社会存在”范畴的内涵与外延

1 人的实践(或劳动)对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的对象性关系和对象化活动问题,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及以往全部哲学的根本差别所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既有共性联系,亦有根本差别。其共性在于:它们都认为,除人与自然界之外,再没有第三种本体存在;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因此“自然界”是“物质第一性范畴”的本源本体存在。但是,人类社会是怎样生成、发展的,它怎样以“社会化了的人类”,即以“人化的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存在的关系和“社会存在”范畴也是物质第一     

谈谈信息论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信息”这个概念,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接着,它又漫步于社会科学。信息是什么?维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信息确实给哲学的头脑带来“痛苦”。它是隐身人,看不见,摸不着,却感觉到它的存在。让我们从一些熟悉的情况说起吧。甲向乙传递一封书信,信上有文字符号:“我明天去你家。”信息是什么呢?信息不是书信,也不是文字符号,更不是甲或乙本身。信息是由书信文字等材料、符号、信号载荷,在甲与乙之间传递的“我明天去你家”这一消息内容。因此,所谓信息,就是物质世界中,物质之间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中传递或交换的消息内容。那么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物体自身的性质、状态、运动等等     

人类共性和超阶级的人性

<正> 在近年来的人性问题讨论中,绝大多数人不同意以前流行的那种庸俗社会学观点,就是用阶级性去否定人类共性。但有不少人又进而认为,既然存在着人类共性,那末,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承认超阶级的人性也是存在的。如有些人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的提法是不对的,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的提法也是片面的”。(见《学术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还有人这样明确地指出,那种认为“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共同性”的“看法”“是不符合实     

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

田园隐栖经验有二种:其一是直接经验,如陶潜、王维,从身在田园中做深入体味得来;其二是“虚化”了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从第一种经验来,但已是记忆、印象,甚至是从他人作品中得来,是想象,理想的成分多。如韦应物、白居易的将衙门当田园便是。他们固然也有田园隐栖的实际经验,但更多的是在想象之中将周围环境理想化,或“改造”成田园也似的环境,经验已被虚化。他们在这种虚化了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不是田园诗的田园诗”的创作,“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庶语)。本文试图探索的就是人的精神面貌在这一创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大众文化与吉本芭娜娜的创作

女作家吉本芭娜娜代表了当代日本文学中一种崭新的倾向 ,她在创作中并不刻意地思考所谓主流的东西 ,而是反复琢磨如何通过展现人之共性 ,触发心灵的共鸣去赢得读者。这种文学观直接带来了她作品的一大特色———“通俗性”。芭娜娜为实现通俗性而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渲染情绪以及叙述语言的简洁化和口语化。与通俗性紧密相连的是商业性 ,二者都是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点。芭娜娜的创作以及读者对她的接受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 :文学创作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界限正日渐模糊 ,艺术作品和精神消费品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 ,文学兼容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职能     

揭示创作心理的新成果──读《曹禺评传》

俗话说：“十年磨一戏”。胡叔和的《曹高评传》不是戏，却也经历了十多年的磨硕，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说：“我是把它作为与曹禹展开心灵对话和自己与病魔作战的一种生命力和表现形态公之于世的。”正是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思想指导下，经过艰苦的劳动，才使《评传》在众多的曹高研究专著中显示了自己的特色。评传的写作，顾名思义既要介绍人的生平与思想活动，又要评论有关作品，因而必须妥善地处理“传”与“评”的关系。“传”这个人，就是“传”他的作品，“评”这个人，也就是“评”他的作品。曹禹是一位杰出的有独创性的戏剧…     

研究矛盾问题精髓学说的几点体会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绝对的,“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4——295页)毛泽东同志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这对科学范畴,深刻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把认识事物的共性与个性之问的关系问题具体     

“天职”的“日常”感召：教育读取的社会学意义

达成“日常的要求”的“天职”感召发现,不同语境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本原性之间,不同演绎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多样性之间,不同张力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复杂性之间,存在深度相似、深层相联与深透相通,并为理解教育决不仅是“教育自身”之事,提供更为本真的思考和更为还原本真的可能。教育“日常之事”,怎样集聚起社会的诸多要素与诸多关系?“日常课堂”之事,怎样见微知著并成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教育中的“日常学生”,怎样作为社会行动者存在并互动于多重社会?关注并做好普通持常的“日常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真实”的教育日常努力;关注并做好每天要做好的“日常课堂”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恒常”的教育日常努力;关注并做好始终要做的“日常学生”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常人”的教育日常努力。     

“水中死亡”的文化意蕴

水是地球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一种物质,在人类精神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人对其生发想象,影响人类的文艺创作、欣赏.中西方神话、传说及原始哲学中都有将世界解释为几种基本本原之说,水是其中之一.借助想象,水能产生“女性化”的极致美感,而这种极致美感的最终指向就是、也只能是死亡.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水中的死亡”即是水、美感、死亡三者间奇妙关系的最好体现.其中包含的文化意蕴是:水是一种不断在改变着自身存在形式的物质本原与实体;“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人在自身深处就具有流水般的命运;水每时每刻都很美丽,每时每刻都在前行、流去,其实就是每时每刻都在死去.     

论典型的共性

我并不赞同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一定义,无论对它再附加多少限定词和修饰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不能或不需要讲典型的“共性”与“个性”。我以为,典型的“共性”就是典型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如社会典型、一般艺术形象等所共同具备的基本属性。人类文艺史上的典型难以尽数,它们争辉竞妍、各具特色,也就是具有着各自独到的特色,自己鲜明独到的个性。这就使人们在无数典型的群体中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找出来,而不致与其他相类的典型混同。但是,只要它是典型,它就又必然具备一些共同的属性,从而使它们——艺术典型有别于其他事物。上述定义中的“共性”其实不是典型的共性,而是一种抽象的、万物都可通用的“共性”。以前也曾有不少人论述过“典型的共性”,例如讲“典型的共性就是其阶级性”、或“阶层性”、或“时代性”等等,这些所谓“共性”,其实并不是艺术典型的,而是典型表现的客观对象     

什么是“趋同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不能“趋同”?

当今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放性,不同的国家社会之间的接触往来和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学习、借鉴和利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这种现象的认识,当然也会有分歧,其中免不了会有片面的和荒谬的见解。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互相学习交流过程中,彼此间的差异、对立会逐步缩小,其间的相似处、共同点则日益增多,二者将互相接近,以至于最后融合。甚至有些人认为,在“两制”的接近与融合中,将会出现一种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趋同论”。“趋同论”对不对呢?应该怎样评价和对待“趋同论”呢?我们认为,“趋同论”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趋同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时髦观点,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