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囊

爱上香囊，只为秦少游那一段《满庭芳》：“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虽然，带着些秦楼楚馆的香艳，但无法否认，它在我心中呈现了一份如此浪漫凄美的古典爱情。     

青楼诗词翻译与文化展现

诗词是人们抒情达意的重要载体,历来学者的目光较多关注＂正统＂诗词而很少涉足＂非正统＂的青楼诗词。本文从妓女、歌女、舞女三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代表了诗人词人最真切情感的青楼诗词的翻译方法及技巧,以向译语读者展现青楼诗词中文化的韵味。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青楼”意义流变考

魏晋时期,当代诗人将汉乐府诗中"高楼美女"的表达发展为"青楼美女".南北朝时期,受时代风气、"家妓"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加之被世人称为"青楼"的兴光楼自身历史变迁中艳情份量的日渐厚重,"青楼"的意义开始由当初的"女性闺房"向"妓居" 的意义转变.     

论抒情诗中直白性语言的美学价值

“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这是我国明代诗论家朱承爵对于诗歌创作的异常简约,而又颇具权威性的阐释。(显然,朱承爵所指谓的“诗”,与当今通常认定的抒情诗属于同一概念。)诗人在他的创作活动中如何达到“意境融彻”的水准呢?梅圣俞这样认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1)王国维也有过近似的见解:     

娼优与元代戏曲文化

中国戏曲文化历来与娼优有着密切关系,元代尤其如此.元人所著《青楼集》就是传述“青楼歌舞之妓”的“艳史”的(朱经《青楼集序》),记述了元代几个大城市的一百多位妓女的生活片段,成为我们研究元代戏曲文化的珍贵资料.     

读书之“破”与“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后人对这两句诗的前一句作过不同的解释。其中,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举有三说：一日“胸罗万卷,放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二日“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     

迎春乐

长安紫陌春归早。亸垂阳、染芳草。被啼茑语燕催清晓。正好梦、频惊觉。 当此际、青楼临大道。幽会处、两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长年少。 ①紫陌:帝都郊野的道路。 ②亸(duo):下垂之意。 ③青楼:此指显贵家之闺阁。 ④琲(bei):贯珠。《文选·左思〈吴都     

花间词抒写闺怨模式例说

在《花间集》中，以抒写闺怨的作品居多。在众多的闺怨词中，“娇慵无力懒梳妆”这一独特意象被广泛地运用，成为花间词抒写闺怨所用最多模式之一，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做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延续，自必有它的背景和条件：其一，往代抒写闺怨或宫怨的文学作品中，相类意象的运用，是形成花间闺怨词这一抒写模式的先声；其二，温庭筠在接受齐梁宫体诗和唐代“青楼文学”影响的同时，扬弃了齐梁宫体诗人对女性外在形貌的赏玩甚而是亵玩的低级趣味，把笔触延深到对女性心灵的探索上，完成了“青楼文学”女性描写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其三，社会现实及时代精神与词人的个人生活经历，促成了这一模式的形成。     

韩愈研究二题

本文认为“不平则鸣”融入了诗人的身世感受,是对诗人心态特征的揭示。认为人生的困顿与现实的黑暗构成了“不平则鸣”形成的两层因素,因而它一方面体现为感伤,另一方面又体现为抗争。作为心态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诗人的创作内容与诗歌的表现方式。对于“以文为诗”,本文认为它是诗人寻求表现自身情感恰当的表现方式的结果。在诗人创作的不同阶段,随着心态与情感的变异.“以文为诗”遂有不同的表现与侧重。     

"远近高低各不同"--东坡词阅读札记

本文是对东坡词较少为人涉及的若干局部和侧面的考察。词作所表现的“故乡情结” ,大略出于故乡山水的秀美 ,词人政治上的不得志以至受挫折 ,以及佛老思想的影响。其纯写伉俪之情的词作 ,取自个人的爱情生活 ,是真挚爱情的颂歌。官妓送往迎来 ,是唐宋官场一种特有的风气 ,东坡词可供“典型解剖”。东坡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文人生活 ,范围广阔 ,内涵丰富 ,有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和认识价值     

《九尾龟》和《九尾狐》的性别文化观照

《九尾龟》与《九尾狐》是描写晚清上海青楼的两部狭邪小说,其在创作渊源、宗旨寄托、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两书描写妓女与嫖客间之情义纠葛与利益纷争,以揭示烟花形迹、警醒世人为旨归,展示了一幅晚清洋场青楼生活的画卷。其对晚清上海青楼的书写透射出文人对上海妓女的识见及其对自身社会性别身份的焦虑：男性在青楼的失势不仅表现为钱财损失,亦表现为性事的衰败;而妓女不仅扩充自己的欲望对象,不十分热衷于从良,而且还涉足公共空间,体现出末世繁华中的欲望与享受。     

情陷上海洋场的外乡人——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叙述的主要是外乡人情迷洋场花界的故事。诱惑与吞噬，是外乡人与上海租界空间的关系的命意所在；寻找与滞留、拯救与陷入的故事延展，进一步表明上海对乡下人的捕获与掌控。上海租界的城市景观与消费娱乐空间，诱导、鼓励着外乡人享受繁华的欲望，使其沉沦，蜕变成远离乡村原则的“上海人”。与此同时，原来乡间培养起来的邻里亲属情谊，很快土崩瓦解。上海的妓院是爱情的冒险场，是危险的愉悦空间，这里的情感模式脱离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供租用的女人”所提供的真假难辨的感情让晚清子弟感受到了恋爱的高峰体验。不过，上海花界的感情关系属于错位的爱情。     

苍凉底色上的“情”与“爱”——简析张爱玲小说中的两性世界

张爱玲的小说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故事,却无法从纯粹的精神意义上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情与爱的结局指向虚无:婚姻无真爱,相恋无圆满,两代无亲情,自然情感被戴上诸多的枷锁。其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或是玩世不恭,或是享乐主义,或经受痛苦煎熬,“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脂评“情不情”与“情情”新解

“情不情”“情情”是情榜对宝黛二人具有结论性的评语。脂砚斋也认为宝玉有“情极之毒” ,此评不确 ,应予以辨正。因钗麝非宝玉情之所钟 ,而情之独钟是黛玉。弃钗麝为僧是宝玉的情极之变 ,亦是一种“情极之情” ,而非“情极之毒”。情不情的核心是儿女真情。宝玉对黛玉、晴雯之情就是天然情性去私净欲后的无瑕真情。“情不情”与“情情”不能分开 ,宝黛二人均可说是“情情”。     

"功架"想像——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择偶观的新变

在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从古典时期的从属关系变为金钱关系,这使得妓女经济开始独立,并且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传统的＂才子＂在近代上海妓院已经不能成为妓女们的理想对象,反而被她们任意宰割、戏弄;同时,散漫使钱的商人,也未必能受到妓女们的真心对待。妓院男女关系的新变化使得到妓院＂寻欢作乐＂的男性迫不得已要发生改变,因而,海派狭邪小说构建了全新的男性魅力体系——＂功架＂。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背景中的“爱情理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情书写突破了重重的禁区,其中“爱情理想”因承栽着伦理道德、人生理想等诸多内容而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意蕴。8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致使文学与其他非文学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中,文学主流话语对“爱情理想”的影响尤为突出,也因此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从《二拍》中的女性看凌蒙初的女性观

《二拍》中的女性,不论是良家妇女还是青楼妓女,同样可以享有自我主宰婚姻爱情的权利;而且也有才情智谋,并不逊色于男子。承认女子是独立自主、有行使权利的自由和才智能力的个体,是凌蒙初进步的女性观念的折射。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列子》美学:无欲与纵欲的杂烩

《列子》的《天瑞》、《黄帝》、《仲尼》等篇,认为人性无智无情,要求达性之人“美恶爱憎不滑其心”,提出“无乐无知”是“无所不乐无所不知”的“真乐知”,反对逐情循欲而求生避死,体现了前期玄学——道家思想的特色。然而在《杨朱》篇中,《列子》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人性不再是无情无欲的,而是有情有欲、有乐有苦、有爱有憎的,“从性而游”就是“欲无不尽,情无不达”的享乐主义,体现了后期玄学的变异。